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费孝通思想探微——谈文化自觉及对文化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文化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如＂文化自觉＂理论、＂差序格局＂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主要介绍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从文化自觉理论提出的背景、含义及文化自觉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他的＂文化自觉＂理论,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思想理论的深邃.     

从成语的褒贬看民族文化特征

成语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认识世界的过程里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因此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本文就中国文化褒羊贬狗与西方文化褒狗贬羊进行了比较,挖掘由此折射出来的民族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克己守道、谦恭宽厚、集体至上及西方民族的个人奋斗、独立精神和崇尚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     

说魏晋隋唐间的兴亡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种阐释

关于朝代兴亡之故的讨论,既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晋隋唐间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对兴亡之故的探索比前人有了更丰富、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兴亡之故探索的连续性和走向系统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兴亡论",还是"辨兴亡",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在这些讨论与探索中,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相结合的特点。尽管这是当时政治变动提出的问题,但人们对兴亡盛衰之故的思考与探索,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述,从而把理论探讨引向深入,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从文化检省之维度 ,讨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历史 ,以阐论当代现实中民族问题之解决与追溯民族文化特性的关系。作者认为 ,从学术思想的视角 ,回顾中华民族注重团结和凝聚力的历史传统 ,了解与此有关的诸种观念 ,对学术问题进行必要的辨析 ,对于加强中华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团结大有裨益。作者指出 ,对“民族”、“族群”、“种族”和“国家”等概念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学术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进行分别论述十分重要 ;了解这些概念的中学涵义 ,对于从欧美学术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而客观、正确地看待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文化问题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社会工作者对本土文化的反省——以“差序格局”为例

本文从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关于"本土文化与社会工作"入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学习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过程中,重视文化对人的影响、重视中西文化差异。文章进而以"差序格局"概念对中国人我分际的理解举例,指出了中国社会工作者需要反省如何将案主行为放在本土社会脉络中进行理解,提醒中国社会工作者应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理解。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出的重大意义

文化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文化问题一定是这个时代所具有问题的反映。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针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的新的文化理论成果,它也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延伸。文化自信的提出,既是要找回我们遗失的民族自信,也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更是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急需。新时代适时提出的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经典文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依恋故土的民族。热爱家乡,奋发图强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感情,一代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教授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费孝通教授毕生致力于农村社会的研究,《乡土中国》是他20世纪40年代研究农村社会的力作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

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特征,其实是在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有别的另一种知识语境中、用另一种知识话语来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却忽略了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理论在知识构成上的这种差异,忽略了文化批评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因此,对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往往因为偏重"方法"或"模式"而忽略了理论生成的知识语境,忽略了理论研究的演变与知识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对文学研究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知识状况的质疑,文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更新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不必也不会都在文化的领域中研究文学,但却不能不思考文化批评的知识结构对拓展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意义。     

性格，命运的守护神──从罗素《中国人的性格》谈起

本文由罗素对中国人性格的分析，引发了对形成民族性格的文化思考，并提出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再造与重塑民族性格。     

节日文化育人功能与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

中华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与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特质、情感诉求、生活体验和社会交往等关系密切，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部分。阐释了中华节日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功能，中华节日文化是时间认知的产物，是农耕文明的缩影，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是生命美德的呈现，是身份认同的载体。应发挥节日文化的育人功能，推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促使广大青少年通过认知中华节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通过融入中华节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在认知、理解、参与、融入中华节日的过程中，真切领悟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来的思想之美、精神之美、道德之美、艺术之美、山水之美和生活之美，从而更加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

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文化。两者在紧密相连中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正是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最好证明。     

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的文化意义与传承发展——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四大传统节日为例

传统节日,作为传承民族精神,维持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民族习俗;因而如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便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重中之重.本文籍此,首先阐述了传统节日文化建设的意义,解决了为什么要保护传统节日的问题;其次分析了以四大传统节日为代表的传统节日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分析了传统节日发展的阻碍;最后提出了保护、传承传统节日文化的对策、建议.     

华夏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对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

"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之本体,又是其理论核心.它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之物,但不是妄自虚构;道生万物与万物回归于道是顺任自然而不妄为的过程,不应将此过程理解为循环论或相对主义;对道的认识与把握.即"为道",并不排斥"为学".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