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时代──论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

面对商品经济时代,我们不但要关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实证性问题,同时也应重视商品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以求对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矛盾及发展动向等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三形态"学说为区分和认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商品经济作为人类发展的第二个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以"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的社会特征;以"人的物化"表现的人的发展特征;以"剩余劳动"表现的劳动特征;以"经济必然性"表现的规律特征。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人文关怀辨正之四：“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

人文关怀是"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每一个从事社会知识或自然知识研究和教育的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切实有效地纠正青年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忘本"倾向、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忘本"倾向、对自然知识的"忘本"倾向。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一带一路”战略下行业协会的组织功能与作用探索——基于企业走出去的视角

由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一带一路"战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各种挑战。尤其随着发达国家普遍推行"再工业化"、"再平衡"战略,部分大国对"一带一路"存在较为复杂的战略考虑,我国"企业走出去"必将应对沿线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贸易摩擦,甚至政治风险。行业协会以其社会组织属性、公共服务特殊性为国际间区域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作为企业海外投资中行业自律、产业合作与人文沟通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行业协会将帮助企业应对多边经贸关系不确定性、预警海外投资的不确定风险以及在国际经济博弈中保护我国行业公共利益等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企“跑路潮”对温州社会信任的影响及重构研究

自2008年以来,温州许多企业主不堪重负,为躲避债务而纷纷"跑路"。"跑路潮"的蔓延,不仅给温州经济带来巨大创伤,对民营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温州社会信任也造成了不小冲击。温州社会信任的破坏,表现在各类机构之间的互不信任,政府不信任银行,银行不信任企业,企业也不信任政府。社会信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信任一旦被破坏,想要重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除了政府方面需进一步努力之外,还需金融机构、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消除“生产力悖论”的必然选择

所谓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能力990它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前者是一种自然属性，后者是一种社会属性。“生产力悖论”，抽象而言是指“人为”生产力盲目、非理性地发展。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几大关系的统一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是减小和消除“生产力悖论”的唯一途径。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自然”身体的文化转化:瑶族诞生礼的过渡意义

过渡礼仪对个体有从自然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的意义,对人之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双重属性的认知为近年来各界对人身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岭寨红瑶的诞生礼从婴儿"脱身"到满月的见身认亲再从满月到对岁的卜志改运,不仅实现了产妇和新生儿的身份转换,还使得每一个新生的个体经历从"自然"身体向社会身体的转化,并以身体为媒介逐步融入到与社会和周遭环境的互动之中。     

施莱格尔的“新神话”解析

启蒙运动因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对神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神话由于其非逻辑、非概念的思维方式不具备追求真理的能力,所以神话受到摈弃。其结果是不仅摧毁了人的完整意义的世界,而且也使理性的普适性价值受到质疑。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站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立场上,提出了建立"新神话"的理论主张。"新神话"作为精神的创造物,具有与古代神话不同的路径,其理论基础是费希特哲学的"绝对自我"原则,是意识之内的绝对同一和"综合"。"新神话"不仅表达了施莱格尔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思想,同时还传达了浪漫主义者寻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是浪漫主义者把人、自然和社会综合为一体的理想,目的是为人和世界重新确立一个"中心",从而赋予世界一个新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新神话"理论不仅以"艺术"的概念成为谢林哲学的体系,而且被浪漫主义之后的尼采以"酒神"的精神使"新神话"得以复活,甚至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人的存在的"完整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新神话"的理论主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     

由“史”入“文”——论西方传记的现代性转型

20世纪初西方传记完成了现代性转型。这种现代性转型,就其内容而言,其一是把伟人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常人视之;其二是正视传主的内心世界,主张以"心理描写"来丰富和展现传主的人物性格。在艺术上,现代传记区别于传统传记一个关键性要素,在于是否将这一文体当作"一种艺术样式",突显其由"史"入"文"的文学特性。然而,在传记属性的"文""史"之争上,一些积极倡导现代传记写作的西方作家却也表现出对传记"史"的追求与坚守。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当一国乃至一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内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能源资源短缺等问题,因此,"走出去"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而言,都是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走出去"思想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推动企业从"走出去"转变为"走进去",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庞局经济”的运行机理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现代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庞局"运行机理有着类似的结构,"庞局"机理是刻画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拟合良好的"理论模型"。"庞局经济"现象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经济发展现实中,而主流经济学理论对此尚属于认识盲区。"庞局经济"活动,有时序上的"借新债还旧债"、"寅吃卯粮"形式和空间上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形式。"庞局经济"的主要过程和要素包括:设局、增信、高收益率示范、庞局正反馈、变局、破局。"庞局经济"最终必然走向难以为继而崩溃的结局,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1)"庞局经济"的参与广泛性引发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影响;(2)金融为"庞局经济"提供平台,加剧了经济社会风险;(3)整个社会走向非理性的致富迷局、高收入群体图利中低收入群体,从而造成收入财富结构朝着更加不公平的方向发展;(4)具有"庞局"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要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应着眼于长期需求稳定的实体经济;各个层面的债务(政府债务、企业债务、消费者债务、金融机构债务)应限定在理性范围;金融规模不可超过实体经济需要而超常发展;社会保障应着眼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福利的调剂,而不是"外生性"地增加社会成员福利。     

“情殇”叙事: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反思启蒙的一种姿态

"情殇"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现象,它以新女性"出走"与"回归"的逻辑结构,向社会发出"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并以"看破红尘"与"认命现实"的消极姿态,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对于性别"解放"的绝望心理。"情殇"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爱情挽歌,集中表现了女性既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男人"的自省意识,以灵魂独语与灰色情调去反思启蒙是其最突出的审美特征。     

“生态人”理论探析

"生态人"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经济人"理论批判,而且在于对"经济人"理论的超越,即对发展新的经济学科、推动新的经济模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生态人"理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把征服自然作为主要生产能力内容的研究目标,转变了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并在创立新的经济学学科方面提供了帮助,推动其真正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生产的关键问题,较为全面、协调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从其实践意义上看,"生态人"理论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满足于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新的经济形式,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运用最少的资源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拉扎”节“马拉松式”时间分布的调查及其原因探析——以甘肃省康乐县五户镇、景古镇、莲麓镇为例

"拉扎"节在甘肃省莲花山地域的方言中简称"拉扎",也叫节令,是汉藏民族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每年秋后以"马拉松式"的时间序列在约定俗成的日子喜庆庄稼平安丰收、酬谢并祭祀山神、亲友互相往来的地方性民间传统节日。各自然村落的"拉扎"节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在不同的时间欢度,这种"马拉松式"的时间分布是"拉扎"节的特色。笔者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统计出甘肃省康乐县五户镇、景古镇和莲麓镇的200多个汉族自然村落的"拉扎"节时间表,探讨了其"马拉松式"时间分布的原因:它首先反映了一个区域内的农业文化时间;其次是与"跳拉扎"的"师家"数量有关,"师家"数量的有限性影响了"拉扎"节时间分布的差异性;三是人口迁徙与家族认同的体现。     

中国古代“比情”自然审美观论纲

我们把中国古代提出并建构的以自然之道的规律运动与人的情感变化异质同构的类比、比附的自然审美观,称为"比情"自然审美观。"比情"自然审美观在《淮南子》中就初见端倪,但真正提出并系统论述的则是力倡"天人感应"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比情"自然审美观虽然在诸多方面与"比德"自然审美观有相似之处,但在"比"的内容上却有侧重情感关系或道德关系、"情化"或"德化"等重要区别。它与"畅神"自然审美观在内容上有相似交叉之处,但也存在着情感抒发范围、形式和程度等种种差异。"比情"自然审美观的提出和建构是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观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是由"比德"到"畅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它对后世美学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在一定意义和某些方面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在当代社会亦具有诸多重要意义。     

《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及其社会危害性

《水浒传》中存在大量有关"造反有理"的描写,因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它看作一本鼓动造反的小说。实际上,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水浒传》留给后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造反有理"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混淆人们的思想意识、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妨碍社会进步等四个方面。     

略论“五环论”的创新意义

社会再生产是社会生产力作为主导经济力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循环运动过程,是生产力的纵向展开,至今仍然适用。“五环论”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直接的实践意义,是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突破。     

“苦役踏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之争及环保制度的构建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中心议题,其中,"苦役踏车"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对话处于该领域论争的核心。基于不同的理论渊源和视角,二者对环境与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与制度互动逻辑的解释各有特点。通过系统阐释这两个理论的论争,可以在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进而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围绕环境保护进行合作,构建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