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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江户人江户是东京的前身,是日本最具风情的时代造就的最具日本风情的城市。几乎就是日本的代名词。杉浦日向子,被称为"从江户来的人"——代表着最正宗的日本文化。作为日本第二代女漫画家的代表,她的作品具有浮世绘的质感,生动描绘出江户风情,因而被称为文艺漫画大师。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表象与位相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形象变迁,经历了从"实理之学"到"真儒之学"再到"正统之学"的历史转向。同时,朱子学也自一个外来的学问,被置于多重性的对立、对抗的格局下,逐步深入到日本学问的内核,最终转换为所谓的"日本朱子学"。正是江户时代的历史变革与时代危机,才成就了朱子学在日本不断更新、不断转型的命运,也实现了朱子学超越"国家"藩篱,成为东亚之学问的最大价值。     

近代转型期日本社会的人口增长控制

江户时代中后期是日本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人曾普遍采取堕胎甚至"间引"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这基本属于当时日本人为维护家族财富并求得更大生活安乐度而采取的习惯做法,对此前的一些结论性研究有必要进行重新审度.     

试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市民社会是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日本的市民社会是从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本文阐述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且从武士和町人的双重主体结构以及“藩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探讨日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揭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什么是真正的武士道思想

日本武士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于平安时代中期,在平安后期势力迅速壮大并取得政权。自镰仓时代至19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末期,武士政权在日本历史上持续了近700年。贯穿武士社会的伦理思想即武士道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战国时代以前,武士道主要表现为"恩"的社会意识,战国时代表现为"生"与"死"的社会意识,江户时代则表现为"敬"与"诚"的社会意识。无论哪一阶段,武士道思想的极端性都是昭彰醒目的。     

日本江户思想家的"日本优越论"取向

以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以及兰学派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思想中的"日本优越论"取向.从江户初期开始,江户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水土""日本文化"三个层面论证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渐进式地清除了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这意味着,江户思想中的"形而下"取向绝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哲学性的思考,更凸显出日本思想的自我主体性,客观上加速了日本自身思想文化的觉醒,由此折射出江户思想的"日本化"特性.     

日本江户思想家的"日本优越论"取向

以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以及兰学派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思想中的"日本优越论"取向.从江户初期开始,江户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水土""日本文化"三个层面论证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渐进式地清除了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这意味着,江户思想中的"形而下"取向绝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哲学性的思考,更凸显出日本思想的自我主体性,客观上加速了日本自身思想文化的觉醒,由此折射出江户思想的"日本化"特性.     

熊泽蕃山经济思想探析

日本江户前期熊泽蕃山的农本主义经济思想颇具时代特色,他提出一些有利于武士阶级生存发展的经济学说,理论基础是源于蕃山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也与当时社会因素息息相关。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但在当时也代表武士的阶级属性。为江户中后期的思想者对社会中现实问题产生更加缜密务实的思考,设立一个特殊的理论参照系,也对现今世界实行农业经济改革的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     

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书写为中心

历史一方面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及其序列,另一方面也是他人的不断建构和改写。中国历史人物郑成功在日本历代文人的笔下便经历了一个其身份不断被建构和改写的过程: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将郑成功界定为"吾大东日本之人",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日本文化属性;近代日本,郑成功的身份被认定为具有日本人特征的"日本种子发出的芽",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中日文化交融属性;现代日本,日本文人从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出发,认定郑成功为"东亚大英雄"。与此相参照,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是随时代而变迁:南明时期,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清朝时期则实现了从认定郑成功为"乱臣贼子"到"明季遗臣"再到承认其"延平郡王"身份的转变;抗战时期,郑成功被尊为"民族英雄";"二战"以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郑成功又被赋予"海洋英雄""东亚英雄"的称号。研究郑成功身份的书写史,不仅是深入认识郑成功本人的关键,也是揭示自江户时代至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拒斥等复杂民族心态的突破口。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日本江户汉诗评价基准与文化自觉

江户时代的汉诗是日本“汉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对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日本经历了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和臭”到树立中日相对化的“和习”的评价坐标的变迁.然而“和臭”与“和习”仍旧是以中国/日本或者外部/内部的二元对立为基准的评价方式,而取而代之的突出日本自身优越性的“和秀”观念,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也代表着日本文学中一种新的评价基准的树立.只有重新审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以及当时日本文人的文学评论复现日本文学中中日文化融合的现象,才能理清日本文人对日本汉诗乃至整个汉学的评价观念的历史演变,昭示江户时代日本“汉学”逐渐脱离中国文化影响,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脉络.     

浅析江户时期西方医学在日本的传播

江户时期,荷兰成为唯一与日本交往的西方国家,进而荷兰成为西方文化传进日本的通道,其中以医学最为瞩目.西方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使得日本"兰学"兴起,并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科学基础.这一时期,医学主要通过荷兰商馆医生口述、江户参府、日本翻译西方书籍、开办西医学塾等方式传播.     

七夕乞巧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讲述

七夕乞巧东传日本后,先是在宫廷、贵族与文人之间以作诗和展示丝织品为核心举行"乞巧奠"的形式进行乞巧,至江户时代渐次渗入到庶民阶层,"乞巧奠"平民化。现代日本的"七夕祭"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乞巧的形式与内容得到了有效保护,但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迁。七夕乞巧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讲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节日在日本的传承与变迁状况,也对当今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从东京到江户

江户位于隅田川汇入东京湾处,因此而得名。虽说考古学家将最初的“东京人”溯源到几万年前,可江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却只能从庆长八年(19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并在此地设立幕府开始。此后两个半世纪,江户一直是日本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1868年),江户改称东京,虽无迁都之诏,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中国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1877年),驻节的地点是东京而不是江户。中国人对“蕞尔小国”的邻居另眼相     

日本歌舞伎评略

日本歌舞伎是日本传统芸能的集大成,它既继承了日本传统芸能,也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是在江户时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并受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之下的日本民族创造性的产物。     

日本第一忍者的“忍”道

德川家康，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日本人称为第一忍者。他以其独特的“忍道”开创了德川幕府，奠定了日本江户时代三百年的基业。曾有人问德川家康：“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德川回答说：“那我就等到它啼为止。”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     

浅析江户时代中国儒学对日本人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

本文通过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对比,着重分析了日本儒学的多元包容性、道德观念及其认识论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     

日本莎剧演出与研究

正19世纪上半期,日本封建统治危机加深。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后,江户幕府相继同美国、英国、荷兰、俄国、法国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促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1868年统治日本200余年的江户幕府被推翻,日本废除了封建幕府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莎士比亚正是在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纵观     

图书贸易与文化传播：江户时期中国法引入日本的路径及影响

汉籍传往域外,以文章和文字将中华文明的思想传播向世界各地。近代之前,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积极导入中国汉籍,努力向中国学习,其中包括中国的历代法律。法律,是国家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明朝的法律是当时东亚各国中最先进的法体系,朝鲜王朝、越南黎朝、日本江户幕府都在制定本国的法律中有目的地导入了明朝法律的内容。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幕府统治者对以明律为代表的中国法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通过以长崎港主要渠道的海上贸易从中国引入律典和律学等图书。在将军德川吉宗等人的推动下,江户时期的日本研习中国法蔚然成风。在深入研习中国法特别是明律的基础上,幕府制订了以《公事方御定书》为代表的法典,并推进了日本的司法变革。故而,江户时期的日本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在法制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学习、效仿中国法的痕迹。中国法对江户时期日本法制的影响,亦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