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解元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明代四川应有解元88名,目前可确认姓名和户籍属地者共有68名。其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是各地在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文化、政治、家族等方面所存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明代四川解元中式者几乎皆为地方学校生员,无社会上的儒士等成员,反映出其官方教育的发达和民间教育的落后。明代富顺、南充解元之多名列全省冠、亚,其本经分别以《诗》和《易》为主,反映了两县各自在《诗经》学和《易》学上的深厚底蕴。明前期四川解元进士出自上3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70%,后期则下降至35.71%,这是主要由明中叶后出自官宦之家的解元进士和进士亲属中仅有功名、虚衔者不断增多等原因造成。     

论明代科举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对明代绘画艺术产生积极影响。首先 ,明代政府选官制度重进士出身轻杂途入仕的做法 ,是造成明代宫廷画院制度特色的原因之一。其次 ,科举制度录取的严格 ,迫使不少“累试不第”的文人流入绘画的队伍中 ,扩大了画家人数的总量。再次 ,考中举人或进士的文人在为官之余的绘画创作增加了绘画作品的数量。举人和进士加入画家的行列 ,也提高了画家队伍的文化素质 ,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大体以嘉靖朝为断限,之前进士的姓名多用二字,至成化年间达到了顶峰,之后渐趋于三字。嘉靖以前进士姓名不仅多用二字,且尤喜带“王”旁的字入名,以取其吉祥富贵之义。《进士登科录》上所载姓名,个别进士也可能日后复姓易名。明代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30%,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其中,进士的若干个母亲或妻子同姓氏者占有一定数量,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同姓或同族的若干个女子嫁给同一个男人的现象。而母亲与妻子同姓氏者所占比例稍大一点,说明这种近亲联姻在当时还是较为常见的。此外,《进士登科录》上所载进士的婚娶情况,统计的很可能仅是正妻,没有包括侧室。     

漫话状元

状元的由来状者,榜也;元者,首也。即是榜上名列第一。原为普通名词,广泛可用,到隋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召试天下士人后,状元渐成专有名词。唐代进士第一人称“状头”。武后载初元年(690),策问进士于洛城殿,以取士誉,此为殿试之始。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考中进士十九人,而以杨砺为第一,称为“榜首”。开宝元年(908),始定殿试贡士之制。八年(975),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取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始称“状元”。省元王式屈居第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分三甲取士。真宗时更分三甲五     

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考辨及影响因素

关于明代汝宁府进士群体的具体人数,历来文献记载错讹、遗漏较多。据现存文献资料以及前人学术研究成果考证,明代汝宁府进士包括双籍和卫所籍在内,共有345名。其中,中第进士数量较多的时期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两朝,光山、光州两地区进士的数量居多,占明代汝宁府进士总数的28%。仅仅通过经济、教育因素论证其对该地区进士数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汝宁府所属各州县进士数量分布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移民因素、士子专经化问题是影响该地区进士群体时空分布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李贤

<正> 李贤(1408—1466),字原德,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人,父李升.祖父李威曾任云南省江川县丞.李贤学业精粹.乡试中举,名列第一(俗称解元).33岁时又考中进士,其考卷传出,争相传诵,大有京城纸贵之势.内阁大臣杨士奇非常赞赏他的文章,很想见识他.但李贤为避授官分配的嫌疑,拒不拜谒.初授吏部验封主事,历任兵部、户部、吏部侍郎,深受子谦信任.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他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政事,徐有贞罢相后,他继任内阁首辅.明代,内阁大臣多为南方人,河南人官至首辅者,唯有李贤和高拱两人.     

明代南直隶乡试试经流变考述

明代科举考试中对儒家经典的测试,集中体现于乡试、会试试经,采用"专试一经"的政策,命士子从儒家五经中自由选择一经应试。对明代举人数量最多的直省——南直隶(约今苏、皖、沪三地)——共64科、8904名举人的试经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试经中五经分布不均,偏经现象严重,中式《诗》者最多,中式《春秋》《礼记》者最少。从流变上看,明前期各经的试经占比波动较大;明中后期中式《易》者渐增,各经占比趋于稳定。南直隶乡、会的试经分布、流变情况高度关联,与全国会试试经情况类似。试经分布与流变受习经人数、社会思潮、地域学风等因素影响。为防止五经偏废,科举设计者对试经进行了配额录取。     

“名列三甲”并非指“前三名”

用“名列三甲”表示“位居前三位”,常见诸报刊。然而,这种比附其实是错误的。用“三甲”排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明、清时期参加中央级考试(先会试后殿试)的各省举人考中进士后被列为“甲榜”,未考中的举人被列为“乙榜”。由此便引出了“甲等”“、甲科”等概念。“甲”乃     

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其举人人数在有明一代各大政区中人数最多。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县和散州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华亭、武进、常熟、长洲等县,这也是南直隶各府的府治和一些在地理、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县,在举人分布上具有较强优势。因明代南直隶是首都、陪都的所在,这种钩沉、考核一定程度上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明代科举分布的一些真实情形。     

甲午战争期间的“铁汉”御史安维峻

安维峻,字晓峰,号鎜阿道人,生于1854年,卒于1926年,甘肃省秦安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安维峻考中举人,1880年(光绪六年),又中进士,入庶常馆,为庶吉士。清朝定制,由新进士中选文行兼优、年富力强者为庶吉士,经三年深造后再经皇帝“御试”,合格者授以较为重要的官职。安维峻学满三年后,被授给翰林院编修,这是庶吉士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职务。翰林院是国家储备人材的特殊机构,入翰林者才最有资格升迁为高级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