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中的对话性探讨

代表海明威叙事艺术最高成就的《老人与海》呈现出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性——对话性。老人在与大自然的搏斗和与孩子的相处中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即一种“赞成与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的关系”。而小说本身也由于叙事的简约与内涵的丰富给读者留下了一座值得挖掘的冰山。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作者、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也具有了明显的对话性。     

杜甫诗歌中的对话及对话性初探

杜甫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对话现象。杜甫将对话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并灵活地应用到诗歌的各种体裁之中。若从对话在诗歌中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完整的对话(即它具备对话的各个要素)和不完整的对话(或对话主体缺席,或对话信息省略,姑称之为“对话性”)。对话及对话性在杜甫诗歌中的创造性应用,不仅大大增强了杜甫叙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情感的蕴藉性和复杂性,而且还传递和体现着杜甫独特的“诗史”思维和浓厚的人文精神     

《野草》的对话性释义

基于海德格尔的对话哲学以及巴赫金对话哲学中的复调理论来研究《野草》,会发现《野草》(特别是《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墓碣文》等篇目)具有强烈的"对话性"以及其因此而包含的含混性和丰富的阐释性。本文试图对《野草》对话性艺术构思的本身特征加以定位,纠正此前相关研究的误读,关注《野草》对话性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对话性的流变 —从苏格拉底到巴赫金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影响深远,其流变历经五阶段：第一阶段指“苏格拉底对话”——通过对话探寻真理,这是一种辩证法对话。第二阶段是“梅尼普讽刺”,它以喜剧手法戏拟现实,“非圣无法”、“疾虚妄”,是一种文学性对话,也是对辩证法的变异运用。辩证法的内在思想对话构成对话性流变的第三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代表。第四阶段涉及新型对话关系问题的提出。布伯论述了对话的“我——你”关系问题,将对话性的研究提升至新水平。第五阶段始于20世纪初,巴赫金视“对话”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认为对话无处不在,并指出开放式的“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从而全新地发展了对话性。     

劳伦斯诗歌《蛇》中的对话性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蛇》是一首叙事性抒情诗,其序列性和事件性较强,表现出明显的叙事性,诗中的对话性也随之凸显。基于此,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该叙事中的对话性的分析,充分呈现诗中多元对话的世界。诗中明显的对话现象构成本诗的外在对话性,叙述者在叙述其言说对象时与他人话语的对话则构成本诗的内在对话性,该对话性与马丁·布伯"我与你"范畴的对话主义主体间性理论不谋而合,揭示诗人劳伦斯对人类与自然主体间性的哲思,致力于建立人与自然"对话"的世界。     

中国文论的对话性刍议

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基本话语特征是对话。对话语体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也有独特的传播要求,从而也生发出独特的文论思想,即表层讨论的平等与深层"依经立义"、"尊经征圣"的纠结,个体性的创造性观念只能在符合经义的有限空间内伸展,中国文论的创造性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     

《禅真逸史》对话性的初步探索

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禅真逸史》进行探索性研究,通过与陀思妥耶夫的复调小说对话性的特性的对比,对《禅真逸试》是否具有对话性进行阐述,并探求其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     

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叙事的对话性

本文从布伯的对话哲学中的“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出发,探讨《老人与海》中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叙事的对话性,反映作者的人生态度、自然观。     

孔子哲学咨询思想探讨

“哲学咨询”的兴起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而孔子的哲学咨询思想体现在《论语》的对话中。孔子的哲学咨询主要有问“仁”、问“政”、问“君子”等。“仁”是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主张“德政”,认为选拔贤才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问“君子”则提出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德。个人交友之道、家庭伦理问题也在《论语》的对话中出现;孔子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而给予不同的咨询目标。孔子哲学咨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指导意义。     

《论语》不同语篇类型的结构特征研究

学界普遍认同《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从现有文献上看,有关《论语》的语篇类型及其结构特征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多.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探讨《论语》不同语篇类型及其结构特征.本文认为,《论语》的语篇类型可归纳为“引述”、“对话”和“描述”三大类,另外还有少数的“叙述”;不同语篇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我们后续进行《论语》各种语篇类型的汉英对比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评估参数.     

从巴赫金话语对话性角度解读《小王子》

尝试着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理论,从话语对话性角度,解读法国作家圣艾克絮佩里的作品《小王子》。通过对作品中人物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以及人物、作者自身的对话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作品折射出的丰富思想内涵和永恒魅力,为该文学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示。     

论丁玲早期小说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对话性”是巴赫金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范畴比较广泛,既包括本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也包括了人物与作、人物与读、人物与自我及作与读的对话关系。“对话性”体现在本的叙事结构、叙事体态等诸多方面。本试从对丁玲早期小说本中人物与人物,特别是人物与自我的关系的分析入手,揭示其笔下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疏离与隔膜,人物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人物表层的意识与深层的潜意识的差异与磨擦以及由此而体现在小说本叙事结构上的对话性特征。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众声喧哗中的多样人生——巴赫金复调理论映照下的《樱桃园》

《樱桃园》作为契诃夫戏剧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不仅展现出动荡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还通过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折射出不同角色内心活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契诃夫《樱桃园》中众声喧哗的复调社会和多姿多彩的复调人生提供了宝贵而独特的阐释视角。从复调理论的多声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三个特征出发解读《樱桃园》,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契诃夫笔下人物复杂的生存状况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绘事后素”与孔子的审美哲学及其局限

《论语》“绘事后素”一则是孔子与弟子对话中探讨文艺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它切实而且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重要文艺美学思想.这则《论语》纠结着“素以为绚”、“何以为绚”而加以展开,但却未能全面理解审美机制的发生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的审美哲学存在局限.而从和合文化角度出发,我们似乎能够为之找到一个切中肯綮的解释途径.     

双声部和弦:《老人与海》中的自我复调

《老人与海》打破了一元化的“独白”结构,呈现出多元的“复调”结构.复调世界是多种声音对话的纷杂世界,它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切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与自我展开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对它者的尊重,在探索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生存经验中触摸独特的生态智慧.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看《日瓦戈医生》中的对话性

对话性是小说《日瓦戈医生》一个不可忽视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这两大方面。正是小说的对话性,使得人物显出内心思想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的特征;小说的结构也具有鲜明的对话性特征,即对位。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多重对话: 《藻海无边》中的第一人称叙事

《藻海无边》中的多声叙事,尤其是男女主人公的双声叙事折射出多重对话尝试：身份的对话、文化的对话、属下与宗主的对话。这些对话性尝试体现了作为失声者言说的渴望,让读者体味了同一事件不同的维度。而生活于不同时代、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作家也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实现了身份、文化和作者之间的叙事,创造了文学史上“逆写帝国”的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