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社区”功能设计及典型应用

＂数字化社区＂是政府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服务,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社区范围内为政府、居委会、居民和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和机构,搭建互动网络平台,建立沟通服务渠道,从而使管理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优质,最终使居民满意。     

从社区服务走向社区建设——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服务掠影

鼓楼区委、区政府在开展社区服务活动中,明确提出了“社区服务是城市生活永恒的主题”的口号,把社区服务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和加快实现城区现代化的重要工作来抓,每年都要在全区10个街道开展大规模的社区服务问卷调查,同时重视抓好居委会的基础建设,为172个居委会选派了344名大学生做主任助理,探索了居委会、社区服务、物业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和小区促新工作,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被民政部授予“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区”.     

社区自治：自主性空间的缺失与居民参与的困境——以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为个案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居委会“议行分设”的运行机制并没有给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自主性空间。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街道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深层原因则在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因此,仅仅依靠改革居委会的运作模式来恢复居委会的社会属性,使其能够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组织”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论居委会功能的有限放大——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浅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城镇的居委会主要有三大功能,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多,使居委会面临的管理、教育和服务对象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带来功能上的改变。借代物理学中“功能放大”的概念,暂且称之为“居委会功能的有限放大”。具体的说,居委会功能放大是指在其原有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基层社会保障的功能。这一“放大”后的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下岗职工(在家闲居期间)介绍职业和协助政府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前者多属自发行为,后者则是政府行为。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居委会干部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额外负担,有的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则以变应变,做出了骄人的业绩。那么,究竟怎样分析和对待这些变化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呢?本文试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初步解答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在流动租户多的社区工作——社区融合实务的京川对话

A社区属于老旧社区，一部分为政府机关退休干部家属院，而另一部分为胡同平房院。社区管理呈现“一头倒”的现状，政府机关退休干部家属院各项设备比较完善，院内的管理者会定期为居民举办一些文体活动，而且院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不对外开放。而胡同平房院则是居委会工作的重点，从治安、公共设施、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来讲，都出现了重重困境。     

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调查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L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基层结构的不断改革,社区的治理由原来的居委会为主体逐步转变居民、社区自组织、居委会一同治理的多元格局,从而带动社区更好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秦淮区L社区内自组织的发展的调查,以具体典型自组织的发展历程来分析社区自组织给社区带来的提高居民参与度、凝聚力,加强社区治理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项目存在的居民对自组织不是很了解,自组织意见领袖稀缺等不足。     

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城市社区服务业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它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需求,以街道、居委会和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     

基于SERVQUAL模型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测评

社区建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社区服务与管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是否发挥了其作用，直接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对于居委会服务质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将盛行于商业服务质量评价SERVQUAL模型应用到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的评价研究中，并基于该模型制作了居委会服务质量调查问卷，以贵阳市M社区的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从5个层面23个指标对以上三个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进行调查。同时，对5个层面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得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服务质量的期望值、实际感受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差距，目的是为改进、改善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提供可靠性的意见及建议。     

长沙市天心区：探素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白沙井社区公共服务站正式挂牌，这是天心区首个挂牌的服务站。服务站成立之后，天心区将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行政性事务从社区居委会分离出来，居委会重新回归居民自治。     

“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

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所引致的治理性危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倒逼基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由于税费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行政层级最末端的行为体,惟有被动地以“弱者的手段”回应上级压力,其客观结果却是农村公共产品阙如、基层政府运作困难,农村出现新一轮治理危机,由此形成向上的反倒逼现象,以致中央和省级政府只有采取新的措施,投放更多资源来解决农村问题。本文认为,朝着这个新趋向发展,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农村社会的治理。     

新社区时代的居委会建设——上海与沈阳居委会工作比较研究

2002-2003年,我们在上海和沈阳分别开展了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俗称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情况调查。由于这是两个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均取得瞩目成绩而社区体制改革方式又各不相同的城市,所以对它们的居民委员会工作实际情况的了解、评估和对比具有一定的意义。调查是在两地随机抽取的十个居委会里进行的。     

广州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研究

社区组织的建构,关键是要打破高度行政化的“街居制”组织格局,培育现代网络型“社区制”组织体系。其中,从可行性策略看,把居委会当作社区建设切入点与重头戏,进行传统居委会改造,以实现居委会向自组织的彻底转型。同时,政府在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上,建立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并营造出既有政府授权、又能提供各种管理服务的,包括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多元非赢利民间团体、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形成的社区组织体系。     

一种另类社区教育的尝试——社工以“亲子共学”重建社区关系

2010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近邻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近邻")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一社区居委会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康营社区"农民上楼"的社区工作.康营家园一社区是孙河乡14个村拆迁后,村民聚居上楼居住的一个新型的"农转居"社区.政府希望透过社工的介入,居民能够适应转居之后新的生活型态,建立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重建社区关系,从而能够和谐、幸福地生活. 为什么开设亲子班?     

张明亮直面社区民主

记者:民主、民主、上个世纪初精英人士突破重重阻力喊出了这个口号。80多年过去了,精英人士的呐喊在农村这个社会文明传播、发展相对缓慢的地方得到更多,更具体的体现,而文明、文化传播较快的城市却相对滞后,请问张司长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在城市基层推行民生、实行居民自治应该说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扩大基层民主、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居委会组织法》明确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现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居民自治也是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基层民主经验住城市社区建设中值得借鉴。     

社区民间协会探索“草根”自治——王家垅社区采访记

由居委会组织协调,成立社区民间自治协会,居民投票选举产生会长,管理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化解矛盾纠纷,破解社会管理难题。     

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

本文利用2008年南京市BX区10个街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SPSS交叉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对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区自治主体呈现"以居委会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两大群体,两群体在社区生活、自治理念及未来行动方案上均表现出二元区隔的状态,双方的异质身份、文化目标、利益取向等多方位的差异导致了区隔的形成。本文指出,两大群体之间鸿沟的弥合需要互相通力协作,同时政府的权力让渡、中介组织的培育及仿企业化机制的导入等均有助于双方携手社区自治。     

构建社区自治的层级网络探析

虽然我国许多城市针对社区居委会(社区自治的载体)减负及回复其自治性质作了大量的工作,尝试了不同的的管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等。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回复居委会的本来面目,很多社区居委会角色冲突,仍然在担当着政府的腿,自治成为一句口号。     

要珍惜老人对社区的一片爱心

社区里的杨大伯，退休前是一家企业俱乐部的美工，平时喜欢读报。今年，他自费订阅了国内几种老年报刊。一天，当他看到社区居委会门口连个宣传栏也没有，而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十分需求，便主动找到居委会主任，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原来，杨大伯想让居委会在门口制作个玻璃橱窗，办个社区文化和卫生保健知识宣传栏，     

扬州每社区将配一名社会工作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为未来10年城市社区居委会改革绘制蓝图。江苏省扬州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振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邻里中心“四位一体”是扬州社区管理服务体制的一大创新。其中,社区党组织属于基层党组织,     

城市社区自治权威的民主建构——杭州上城区东坡路、候潮门社区居民直选与议行分设建制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自治，其本质是实施居民自治，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前提就是要组成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居委会。随着我国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的推进，居委会换届选举，由代表制、户代表选举，逐渐过渡到居民直接选举。它建立于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居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