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西域朝贡贸易政策的得失

明初统治者在"顺性而抚"、"以诚相待"观念指导下,在西域地区实行了"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政策。在明朝中央政府主导之下,明初西域朝贡贸易规模庞大。为了保证朝贡贸易有效进行,明朝中央政府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有明一代,西域朝贡贸易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但是也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     

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为数众多的朝贡国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在典型朝贡国中,朝鲜、越南、琉球各有特色,他们在宏观上,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在微观方面,如朝贡礼仪、朝贡时间、朝贡规模、贡期贡道等方面则有一定的差异.将中朝与中琉朝贡关系加以比较,分析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可总结出对朝贡制度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明朝隆庆三年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兼顾

朝贡制度是明朝西番治理的核心,然厚赏来使,尤其是对朝贡遣使按员给赏,导致违例进贡,特别是遣使过多过滥的现象屡禁不绝,相应推高了治理成本。隆庆三年的改革,涉及贡期、赏额、贡额,以及对冒名进贡者的惩处等方面,在将西番朝贡遣使的人员限额提高约十倍甚至百倍的同时,着重以大幅减少进京贡使数量和限制近边番僧的朝贡规模等途径来达到节省开支的目的。经此改革,西番违例进贡事件大为减少,进京贡使的限额规定得到较好执行,贡使总人数大幅下降,明朝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得到节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番治理的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的兼顾。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的原因,一是较强的针对性策略,二是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权责,三是较好地解决了西番贡使在边关驻留期间的管理问题。     

南北朝时期朝贡关系对高句丽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南朝、北朝双方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大密度的朝贡往来,不仅使高句丽与南、北朝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而且也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这对促进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朝鲜对外贸易结构特征及其对中朝经贸关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后,朝鲜对外贸易在中朝贸易和韩朝贸易的带动下快速增长,不仅缓和了朝鲜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形成了以用韩国贸易顺差填补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中、朝、韩三角经贸关系为特征的贸易结构。但是,中朝贸易的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一般贸易＂的增加所带动,而韩朝贸易的增长主要是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以韩国对朝援助和投资的增加所带动。因此,朝鲜能否继续维持中、朝、韩三角经贸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朝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     

《朝美通商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朝日关系的影响

18 8 2年的《朝美通商条约》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它不仅导致朝鲜的全面开国 ,而且也影响了中朝日三国关系的发展 ,成为东亚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明清时期中朝关系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朝贡”和“三田渡盟约”的深度解读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对华践行历代“朝贡”制度,秉承中华仁与礼乐的文化理念,在签定并履行“三田渡盟约”过程中,以“尊周思明”为“内刚”,与清和好为“外柔”,在“刚”与“柔”之间灵活运用了儒家中庸方法论中的“时中”之道,使两国关系运行在“克己复礼归仁”的正常轨道上,在中朝关系史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论明清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往

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居民与朝鲜居民就多有交往。明清时期,山东半岛在中朝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朝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援助朝鲜反击倭寇侵略的战略基地,同时山东半岛在西学对朝鲜的传播与中日朝商品贸易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诗赋外交在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

诗赋外交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特色明显、作用巨大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明朝与朝鲜政治交往上的不足,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明代宣德时期的中外关系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大体上调整了永乐时期的对外政策,从安南撤军,与朝鲜和东南亚等国保持友好关系,密切了同日本的经济往来,并派郑和第七次远航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东北非一些国家的交往,使中国保持了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