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战争观

20世纪后半期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一方面因其对战争的政治层面的透视与表现而体现出革命战争观的政治认知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在战争与人性层面上凸显战争暴力对人性的扭曲、伤害,以及对战争暴力的纯审美表现而体现出战争本体性的认知特征。这种战争认知特征的转向,不仅使中国战争小说创作表现出超越性的特征,也使中国的战争文学体现出走向世界,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的鲜明特征。     

嬗变与重构——《小说选刊》研究兼论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流变

《小说选刊》作为新时期权威性的刊物一直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小说的推介上始终对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发展和创新的作品不遗余力。这些作品在题材、创作手法、审美上走向多样化，远离宏大主题，注重对社会生活以及人性的各种状态的思考，并追求审美的深层底蕴和精神的层次感，具有一种历史批判精神，表现出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深沉思索。     

论西方悲剧精神心灵忏悔的审美特征

西方悲剧精神的审美本质是反思人类社会历史矛盾，因而其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之一是浓郁的心灵忏悔。心灵忏悔主要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历史长流，尽管有遥远的历史理性主义的美妙理由和光明允诺，总归难以彻底解脱现在耳闻目睹伦理情感受伤害引发的愧疚和痛悔。其次表现为一种特殊方式，即主人公的“人性异化”在读者心灵意识中生发出别样的感受。其三表现为一种绝妙的艺术构思，那就是在此一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派生出彼一人物形象。     

论《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死亡审美价值

死亡是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最基本的主题和意象,也是其审美价值的出发点。死亡的恐怖和丑的背后隐含着史诗的创作者对真、善、美的表达。哈根之死和许特格之死表现了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崇高之美。西格弗里特和克里姆希尔特的死亡以及尼伯龙根宝藏的失落除了与个人命运的悲剧相关,还隐含了民族命运、民族性格的悲剧以及性别和人性的悲剧。史诗中的狂欢是向死的狂欢,表现了德意志人独特的死亡审美情趣。     

历史叙事的口传范式——以苗族古歌为例

摘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苗族只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记录和叙述其艰难的迁徙史,因而演绎成为具有史诗性质的古歌。苗族古歌在内容和传承方式上均有特殊的神秘色彩,不仅具有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神话学、音乐学、美学价值,在教育、审美和娱乐等方面也有较高价值,其口传范式尤其引人注目。将苗族古歌置于历史的特定场域加以考察,思考口传史诗范式在苗族古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苗族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面貌,也可以为口传史诗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诗研究视野及研究维度。     

神性之纬上的人性视角——《沙恭达罗》剧作与插话之人物形象比较简

迦梨陀娑剧作《沙恭达罗》源自《摩诃婆罗多》里的一则插话,两者在题材内容上很接近。然而剧作在神性之纬上凸显了人性视角,创造出了迥异的主人公形象。就人物身份而言,插话凸显主人公的神性血统,剧作则赋予其凡人特性;就人物性格而言,插话里主人公表现出史诗中英雄人物的英气,同时杂有些许世故和狡黠,剧作则力图以人性视角重构主人公柔性的一面,使人物性格更加完整;就审美品格而言,插话赋予主人公原始神性之美,剧作则赋予其灵肉双美的审美特点。     

“人化自然”与“审美呈现”

“自然人化”有两个基本向度：向外,指人对自然的征服即外在自然的人化;向内,指文化向肉体的积淀即人性的生成,也称为人化自然。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本质上都是人性的理性展现。只有在审美中,理性与感性,道德与肉体,个体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才能得以完美结合,人性才能得以完整的呈现。审美是人化自然的象征性展现,当人性偏向于人的自然性时,审美形态偏重呈现出优美形态;当人性偏重于精神性时,审美形态就偏向于“崇高”形态。审美形态的多样性正是复杂人性的整体性表现,优美与崇高作为审美范畴只是多种审美形态的家族相似性能指符号。     

深入探索中华美学的特征

就中西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来说，其共同点，或者说审美文化的终极关怀，都是追求人性的完善，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这是由人类文化的一体性所决定的。但由于历史、地理、人的生存环境，人文环境决定了中华审美文化在思维层面和操作方法上有极大的异趋。大体说来，中国是内省的，西方是外察的；中国是直觉的，西方是体验的；中国是主情的，西方是主智的；中国是鉴赏的，西方是分析的。中华审美文化毕竟有自己的特色，它在另一层面上表现了心灵自由驰骋的特殊量度。深入探索中华审美文化的特征，有助于增进人类总体文化的提升与互补…     

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史诗品格

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以浓郁的史诗品格．为本民族树立起时代艺术的纪念碑。它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叙事的主导视角，于宏大叙事中塑造了民族史诗英雄群像，它所蕴含的悲剧意识、崇高格调，达到了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超越，显示出高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追求。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文体风范——李鸣生《发射将军》的示范价值

《发射将军》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文本。它以毋庸置疑的历史意识、人性深度、问题眼光和文体自律，在当下报告文学集群中具有标杆作用。其鲜明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较大的时间跨度、现实的历史参照、应然的未来追求等方面，因而具有浓郁的史诗品格。作品所蕴含的生命至上的人性深度让人怦然心动，这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审视中多有表现，显示了作者人性美、人情美、生态美、和谐美的诚挚祈盼。作者不仅敏感地发现问题、尖锐地提出问题，而且善于分析问题，并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谋求解决问题的契机。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国内时局的沉重忧患、个人困厄的理性追问等三个基本层面。同时，作品坚守报告文学应有的艺术立场，具有显著的文体爆发力、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吸引力，因而拥有超越自我、接续规范的文本示范功能和文体搭救意义。     

东西方早期史诗人性探幽

东西方早期史诗展现了人类诸多的共同属性,成为贯穿中外文学史的艺术母题,浓缩成一再被重复的价值内核。史诗含示了不可更改的人性原则:文学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会性,但自然性却是最活泼的艺术之源。整理梳爬东西方早期史诗中的人性内涵,可为东西方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材料。     

论杜牧几首咏史诗的创作主旨

杜牧是晚唐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诗、文、赋方面的创作成就堪称大家,其中以诗歌成就更为突出。咏史诗更是引起了后世人的推崇,但关于其诗歌主旨的理解,可谓聚讼纷纭。本文力图以全新的角度,对其咏史诗再做探讨,本文认为杜牧咏史诗的主旨,要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与杜牧的理想和心境密不可分。     

试论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历史叙述

叙述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叙述,即虚构叙述.但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不能不将历史叙述纳入其中.由于中国史学传统异常发达,使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得到高度发展.我们从先秦叙事的特点以及史诗的残缺和小说的晚出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叙述的联系.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艺术结构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彝族的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各民族史诗中英雄史诗的范畴,这两部史诗内容丰富,艺术技巧高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它们的审美价值是多方面的,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各民族的史诗文化虽所处的时代、历史、文化的环境不同,但由于人类审美心理的共通性,使得我们的史诗,这一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艺术结构方面也表现出很多的相似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并探讨世界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荷马史诗》与《支格阿鲁》史诗艺术结构的分析,探讨这两部史诗在艺术结构方面的类同。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坚持史论与史述相结合的原则,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为线索,在多学科视野的背景下,对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科学的总结与反思,阐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不同时期的研究对象、学术旨趣、学术理路、研究范式以及其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等,对今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将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深入。     

当代话语转型视角中的"王朔现象"

对于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我们应以科学理性的严肃态度,将其置入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查。因为“王朔现象”将文学还原为生活,把人性复归于自然,用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来彰显个性,生动地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最终填补了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历史缺席,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话语模式。     

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咏史之作与那些以文学才能著称的诗人所作咏史诗判然有别.不以寄托见长,而主要蕴含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评判.他的咏史诗与他的史论相呼应,又似读史札记,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试论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的现实意义

多少世纪以来 ,蒙古族英雄史诗不仅是我国蒙古族人民家喻户晓的生活经典 ,而且也是我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宝贵财富。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如何继承和弘扬史诗精神 ,发掘其现代价值 ,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与叙事民歌

本文立足于蒙古英雄史诗与蒙古族叙事民歌之间的相承性特征，并从它们的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程式化特征等三个方面着眼，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承性特征以及所产生的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地理单元等诸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渊源于蒙古民歌传统与英雄史诗传统的结合。     

略论金庸的《连城诀》

《连城诀》是金庸的一部不引人注意的武侠小说 ,但它在金庸的全部创作中内容独特 ,地位重要。它以人性恶为叙事中心 ,描摩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 ,挖掘人性的弱点 ,并找寻到其根源———物欲 ,从而揭开人的生存之谜。它突破了传统“大侠”的观念 ,塑造了崭新的英雄狄云的形象 ,是金庸小说由“侠”的文学向“人”的文学转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