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从“上海艺术剧社”谈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郑伯奇是作为资深创造社作家和批评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加强文学对于民众的宣传和鼓动,郑伯奇借助革命文学的背景,率先开始了他的左翼戏剧活动。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艺术剧社和此后整个左翼剧运的行动指南。因此,郑伯奇及其《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于了解艺术剧社的戏剧主张,以及剧社在我国左翼戏剧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台湾实验戏剧

“实验剧”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话剧发展的主潮。这场以“实验剧展”为中心而展开的戏剧运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实验剧又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进行艺术探索,其戏剧创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九一八"戏剧的传播与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

"九一八"文学中的戏剧创作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光辉的一章。"九一八"戏剧的出现促使中国戏剧发生了现代传播意义上的转变,这表现在:首先是题材上的共鸣和活跃的话剧演出推动了中国新剧的传播与普及,使舶来品的话剧成为中国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是形式上的革新使话剧的受众发生社会阶层性的转变,推动了旧剧的现代转型。可以说,"九一八"戏剧是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戏剧走向成熟的开始。     

早期话剧与外国戏剧

中国早期话剧的创生和发展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思潮意义。它与传统戏曲既有形式上的联系 ,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新的戏剧体式是为配合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对西方话剧主动的“拿来”。在戏剧观念、戏剧结构和戏剧的表现形式诸方面为五四时期的现代话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解读新青年派与张厚载戏剧论争的错位性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立志于将人们从传统落后思想解放出来的文化运动中,戏剧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新旧戏剧论争以《新青年》为主要论争平台展开思想交锋,响应着主流思潮。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派”带着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认可,站在戏剧与社会变革关系的角度上介入论争,而张厚载带着对戏曲表演的理论总结来强调遵循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进行改良。在话剧借着时代的思想发展需要和以批驳戏曲为手段实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透过戏剧论争的表面进行解读和审视,可以发现这是一场未能充分展开的论争。     

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戏剧体式嬗变

话剧与戏曲属于不同的戏剧类型,有不同的艺术规范。近代对话剧艺术规范的认识是伴随着对西方文学性演剧方式的误读及误读成分的消减同时展开的。在比戏剧这一文艺体裁概念更切实、具体的话剧和戏曲的文类层面来探讨中国现代戏剧体式的嬗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现代戏剧变革的取向,也对认识当代的戏剧发展和现代戏曲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话剧文本的成熟——论剧场戏剧对文明戏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剧场戏剧和文明戏都是中国话剧的非常重要的形态。它们的出现和当时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也和话剧自身发展的规律密切相关。其中20世纪30年代剧场戏剧的出现,是对早期文明戏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话剧文本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研究剧场戏剧和文明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剧场戏剧有了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中国话剧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在整体上认识并把握中国话剧的发展线索。     

“左联”戏剧与外来影响

被称为“舶来品”的话剧,其引进、发展和成熟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戏剧在外来影响中不断发展、日益深化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左联”戏剧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 从“五四”戏剧革命到30年代初“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戏剧时期,中国戏剧在接受外来影响中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变,即戏剧由欧化、西洋化步入了大众化、民族化的新阶段。     

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之变迁

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 ,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戏曲与话剧之间关系的变动史。过去 ,由于研究话剧者不研究戏曲 ,研究戏曲者不研究话剧 ,因而 ,学术界至今不能从新、旧剧关系的变动上来把握这一世纪的戏剧史及戏曲理论史。有鉴于此 ,本文旨在从戏曲与话剧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的角度 ,来勾勒 2 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一　　世纪之初 ,在改良主义思潮的推动下 ,时事新戏的兴起成为一股新流。汪笑侬是这场戏曲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从昆曲、传奇和一些地方戏中移植了许多剧本 ,整理修改了许多京剧老本 ,新创作了一些历史剧 ,另一…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新时期探索戏剧的戏剧观

80年代关于“戏剧观”的大讨论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巨大的戏剧探索热潮 ,遂产生了一大批探索戏剧。在戏剧与政治、戏剧与社会生活、戏剧与观众这些外部关系方面 ,探索戏剧观念都秉具彼时鲜明的时代特征 ;而在戏剧的本质、功能、演剧观念诸多戏剧本体、内部规律方面 ,探索戏剧则对传统戏剧多有颠覆、反拨和突破 ,处处显示出观念的更新与嬗变。正惟如此 ,方令探索戏剧面貌为之一新。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及“样板戏”现象

20世纪小说的现代转型很成功,新诗转型虽然并不非常成功,但新诗与旧诗能够各安其位地独立发展。只有戏剧这种文体,从五四文学革命时代西方话剧排斥中国戏曲的激烈冲撞,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互不相关的各自完善,一直到后来新生话剧与传统京剧杂交而生出中西结合的"文化骡子"——"样板戏",成为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对这种结合的经验教训以及20世纪最后20年的话剧与戏曲进行全面反思之后,展望中华国剧的前景:应该汲取西方话剧及其它艺术精华,使传统戏剧艺术完成现代转型,融合中西,铸造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中华国剧。     

论六七十年代香港校园戏剧创作

19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香港话剧创作,以"大专戏剧节"和校协戏剧社为主体的校园戏剧占据主流。当代香港话剧终于直面现实,翻开了创作剧的新的一页;这些话剧在写实基础上揉合现代主义,在戏剧艺术上又有了新的创造。     

“多倾向”与“无规律”：话语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早期话剧语言

早期话剧的政治色彩造成了它在戏剧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的成就不高。很多剧目和演出团体披着西方戏剧的外衣,却做着传统戏曲的本行,呈现出了“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倾向,话剧语言更是“不文不白”、“不土不洋”,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本文以戏剧文体学中对戏剧语言进行话语分析的共识研究方法,尝试探索早期话剧语言在话语分析视角下呈现出的某些文体倾向以及这种戏剧语言文体风格在整个中国话剧语言发展史上的作用。     

宋代“以剧论诗文”的戏剧认知

宋代确立的“以剧论诗文”之批评方法表现为两条路径:其一为文人从戏剧的结构安排与诙谐风格等介入诗文写作,其二为理学群体以戏剧“教化之失”来匡正诗文创作之“骨气”.通过对这两种相悖应用的考察可以发现,戏剧以其无功利性渗透进诗文批评之中,加强了戏剧审美理论的认识与实践基础.“以剧论诗文”作为文体互鉴与融通的产物,也潜在着促进戏剧认知、呈现戏剧历史、指导戏剧发展的意义.     

文学性与口语化：戏剧对话中的一对变数——戏剧文体学视角下的戏剧语言类型分析

作为戏剧主要媒介和要素的戏剧语言,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产生出意义的不同模式与可能性范畴。本文从戏剧文体学的视角,用二元思维看待戏剧语言,将戏剧语言的口语化和文学性作为一对变数,围绕戏剧对话的文学属性和口语交际属性进行探讨,最终发现戏剧语言在不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模式。对戏剧对话模式的类型划分,有助于理解话剧语言在口语化和文学性这一对具有剧场符号和文学符号双重属性的变数作用下,在中国现代话剧语言发展不同阶段中,所呈现的不同文体风格。     

从三种版本的《西厢记》看中国戏剧意识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经典名剧《西厢记》从古到今,出现了诸多版本。“董西厢”是第一部彻底改变《会真记》主题命运的文学作品,“王西厢”则将“西厢”故事推上古代文学艺术巅峰,而“石西厢”的成功在于继承和发扬了董、王《西厢记》具有的、而我国戏曲史上较少自觉到的戏剧意识,完善了我国戏曲从抒情诗向现代戏剧的转变。从《会真记》到“董西厢”到“王西厢”再到“石西厢”的发展演变过程,是“西厢”故事从传奇逐步过渡到戏曲的过程,是我国戏曲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我国戏曲文学的戏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被唤醒的过程。     

中国话剧的发展与日本——中日戏剧交流的三次高峰

从清末到抗战之前,是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最为糟糕的时代,两国戏剧交流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短短30年间,中日戏剧交流先后出现了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1906—1910年前后,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在东京成立的春柳社,在日本戏剧界协助之下,中国剧团展开的演出活动直接促成了中国话剧的诞生;第二次高峰是1930年前后,日本留学归来的夏衍、郑伯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主要搬演了从日本戏剧改编的剧目,这被视为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开端;而第三次高峰则是1935—1937年,杜宣、吴天等人在东京演出的《雷雨》《日出》等剧目,后来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经典。日本戏剧促进了中国话剧的诞生、成长和成熟。     

殖民话语的裂痕与东北沦陷时期戏剧的存在态势

东北沦陷时期,殖民统治者为了灌输殖民意识和维护统治,出台了《艺文指导纲要》等文艺“国策”,从思想、政策和法律等各个方面对文艺予以整肃、压制和规范.但是,作为所谓“国策”的殖民话语及其统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裂痕与矛盾.在沦陷初期,殖民者与进步戏剧和文艺存在着暂时宽松与不断走向高压的博弈期,在沦陷中后期,殖民者内部一方面存在着不同地域与文学意识的对立,一方面殖民者创作和导演的话剧《林则徐》、上演苏联话剧《怒吼吧中国》时动机和意识既非一致,更与中国人演员和观众的接受意图和效果与中国观众的读解南辕北辙.殖民的话语的裂痕,使得殖民者内部对文艺“国策”的理解和贯彻出现偏差与背离,使殖民者意图通过戏剧达到的“转移仇恨”、日满一体的政治和美学破产,也使东北沦陷区戏剧出现殖民语境及其裂痕下形成复杂曲折的意识与美学倾向.     

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