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

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珍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至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徒徒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起而亡泰。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并力于胡,即秦不以胜、广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当不下于胜、广,彼秦王岂得已而为之乎? 是故汉之天下,非武帝远略破碎其种落,使十世之后不能复振,则怀、愍之祸不在易     

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

昭穆制度习见于古代文献。若指墓葬，便如《周礼·春官·家人》所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指宗庙，便如《礼记·王制》所言：“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指祭扫，便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失其伦。”要之，所谓昭穆制度，系指古人祖先墓葬的次序、宗庙的顺序和祭祖中族人位置的排列均须分为“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     

《送薛存义序》

<正>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文质

苏洵曰:“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忠也,是犹欲移山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为不然。夫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 人徒见宫室棺槨舆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见馈食之礼,殷之时备于夏,周之时备于殷,遂以为自忠而入质,自质而入文,由人之喜恶而然也。人诚喜文而恶质与忠,则宫室棺槨舆服     

《史记》中的传奇心态略论

传奇心态是笔者为了指代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心态而杜撰的术语,它指的是将平淡、枯燥、乏味、冷静的现实世界关系加以激情化、戏剧化、情节化的倾向与过程。现实世界本有奔放的激情、曲折的情节,如把这种现实关系加以叙述、描绘,那自属一般人所说的传奇,却不在传奇心态范围之内。传奇心态在中国文化史上由来以久,今日已佚的古《书·武成》说周伐商纣,血流漂杵,就被孟子直斥其非,认为夸张过份(《孟子·尽心下》)。子贡则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路》)。这两段话可看成圣贤对传奇心态的两次批判,也可见出传奇心态自有其发生的一般人类学基础。王充云:“夫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论衡,儒增》,“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论衡·艺增》),已经道出传奇心态得以     

辽太祖攻灭渤海时程考

关于辽太祖出师渤海,拔其扶余城,并大元帅尧骨(耶律德光)夜围忽汗城之事,旧说认为:两地辽军行程七日①。本文欲就相关的时程关系,即辽太祖自皇都出师至扶余府,及再由扶余城至忽汗城的两次东进时程,做一对比研究,试图对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辽史·太祖纪》云:天赞四年十二月乙亥,太祖诏讨渤海,“举兵亲征”,又十七天后,“闰月壬辰(农历闰十二月初四),祠木叶山;壬寅(十四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廿一日),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廿九日),次商岭,夜围扶余府。”②按辽时凡举兵,则告木叶山神③。辽帝亲征,“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乃阅兵”,及至出师时,以死囚缚柱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④由此可见,太祖壬寅(十四日)阅兵,己酉(廿一日)射鬼箭,乃其出师之日。自此辽军又九日行程千余     

“楚申包胥使于越”辨

凡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楚关系,人们往往以越灭吴时,楚使申包胥为越王勾践赞襄大计等史事,来说明越、楚间相互支持的友好交往。然而,揆诸史籍,申包胥使越一事,却颇为使人生疑。首先,就史料而言,在先秦史籍中,申包胥使越之事,仅见于《国语·吴语》: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问焉,曰,:“吴国为不道,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无以行之。请问战奚以而可?”包胥辞曰:“不知。”王固问焉……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犹未可以战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越王曰:“诺。”     

辽朝进士杂考

<辽史>无<选举志>,仅存的文献或石刻资料,所载又常常互柑抵牾,故大量进士在史籍中没有留下姓名,对辽朝科举与进士的仕宦情况没有明确的记录.今人虽曾不断试图弥补<辽史>的不足,对辽朝科举与进士作了不懈的研究和探讨,但至今仍无深入全面阐述辽朝科举与进士的著作问世.网罗梳理辽朝之史料,则终辽之世,有记录可查的辽朝科举考试至少进行了60次,如果将北辽计入,则为62次;所取进士至少是2 321人,另加北辽127人.在辽朝所取进士中,目前掌握的史籍留有姓名者至少195人,其中名见<辽史>者94人,<辽史>立有专传者22人.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舶来圣朝,不知起 自何时,但近来销路大开,则是有目共睹的 事。此数年间,号召公共知识分子兴起者有之,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洋洋四顾者有之,读书未几而旋称将为公共知识分子者亦有之。或云,今之所谓知识分子而不公共然者,岂有之哉。     

石刻文字所见辽代寺院考

辽代寺院建筑承仿唐宋,与佛教诸宗之"伽蓝七堂"之制大体符合;院落式寺院的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山门、佛殿、法堂等主体建筑,而僧堂、食堂以及藏经楼、钟鼓楼等则分布于左右两厢,它们大多为间架结构;辽人建寺十分注重选址与备料;齐备的寺院建筑设施与特殊功能,优美的人文景观与生态环境,为剃度出家的辽代僧尼们创造了良好的修行和生活场所。     

李贽、冯梦龙论文学的“教”

文学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李贽认为,文学应以“童心”感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出于“童心”的“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冯梦龙认为,“经书著其理,史传达其事”,而此外还需“佐经书史传之穷”的文学②。文学的“教”并非“理” “事”之“教”,而是“情教”,所以冯梦龙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③“情教”二字既肯定了文学的作用又限定了文学的作用,即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既作了充分的估价,又防…     

靖康通宝考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于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史称北宋。北宋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钦宗九帝,共一百六十七年。公元1115年,女真人首领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边称帝,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公元1125年灭辽,随即南侵北宋,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公元1127年4月,金兵攻陷东京城,俘掳徽宗、钦宗父子二帝北行。“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     

治鼠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向齐景公进谏时讲述关于“社鼠”（土地庙里的老鼠）的寓言，引起我～番思索。好在这个寓言很短，不妨信手摘来：“夫社来木而徐之，鼠因往托焉。球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徐。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文章的意思是说，土地庙是用树木搭好涂上泥巴建成的，因此老鼠很喜欢在那里打洞做窝。用烟火意吧，伯烧坏了建庙的树木；用水淹灌吧，又怕冲坏了徐在树木上的泥巴。这些老鼠之所以没有办法杀灭，是因为土地庙的缘故啊。文章讲得很清楚，社鼠难灭，“以社故也”，是因为土地庙的…     

试论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

关于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正史《金史》讳莫如深,凡有所记者多为时宋朝人的撰著,且不为世人所重,故治金史者很少有人论及,成为金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 考载有金天会皇储之争事的史著有多种,虽记述简少,但颇说明问题。兹引如下: 《金史详校》引《神麓记》记,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果死后储位久虚;十年,太宗拟传位其长子宗,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皇储之争。完颜宗盘“称是今主之元子,合为储嗣”,而按金太祖的原约和女真族传统的继承制度,太祖长子完颜宗干也“称系是太祖武元长子,合断原约做嗣君,”这样,在金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太祖一系与太宗…     

满族翻译家达海与满文

据《满洲源流考》记载:“肃慎之世纺律结绳,夫余礼教渐兴,会同俎豆之仪,同于三代,百济、新罗文采蔚焉。与隋唐使命往来,兼擅词章之美……。至字书则百济、新罗、渤海沿用汉字。金初尚用契丹字,至金太祖始制女真字,颁行天下。熙宗又制女真小字,用以译经史、试科举。至蒙古字行,而女真字遂中辍。明秘阁书目尚载有女真字母一书,今已失传。……我太祖高皇帝创制国书,精详简括,虽语言与旧俗不殊,而文字实不相沿袭云。”《金史》:“完颜希尹本名古绅,太祖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简论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

本文所说的“古代”,仅指先秦两汉时期;所谓“归纳逻辑思想”,主要指对归纳过程和方法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原则。一 中国古代逻辑家创造了光辉的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现在要问,中国古代逻辑中有没有归纳逻辑思想呢?目前逻辑史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从“止”说起 《墨经》上讲了一种反驳的方法,叫“止”。 止,因以别道(《经上》)。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问之,若圣 人有非而不非(《经说上》)。 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下》)。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 然也,疑是其…     

辽代儒士传统品格探讨——兼论道统与政统的斗争

儒家知识分子即儒士之群体不断给历史面貌以重大影响。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中,除大量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技等“产品“外,还有理想、信仰、抱负及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从而显示他们的传统之品德、人格。本文拟以辽代儒士群体为例,试图探讨该课题。这既是辽史、契丹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又是伦理学中不应回避的内容。一、弘道是儒士的基本责任孔子提出:“士志于道”。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涵义宽深。一些学术流派作过多种诠释,本文是按宋代理学家陈淳的主张:“道,犹路也”,“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也可以说成儒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继孔子之后,该学派许多著名人物常论及士与道的关系。孟子的说法较形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个宗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     

墨学衰微考辨

墨学在战国时，治者甚多，“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①，“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②，孟子也感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墨不息，孔子之道不著”③，可见墨学当时的盛状，后世也常以“孔墨”并称。然而墨学至“楚汉之际而微”④，其原因何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曰：“其说为孟子所，不行于世。”孙诒让《墨子间诂·序》也说：“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殊”。汪中亦云：“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