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

文章通过对满族说部与东北民族历史关系的探析,阐释了满族说部的传承情况,以及满族说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渊源。满族说部因其讲唱内容迥然,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已逐渐形成一些严格的不同传播形态,构成满族说部现实特有的传承与保护特征。     

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

满族传统说部是在我国满族及其女真先民中传袭的古老的民间口承艺术,满语俗称"乌勒本"(u labun),"说部"一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使用,是由满语转译而来。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以及维系和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满族说部得以传流至今的奥秘所在。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被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有清晰的传承谱系;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及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是满族说部艺术流传的主流,有的具有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成为北方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晚清乃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渐渐转变为以汉语汉文传播传承,两种语言文字的传承形式,都需要加以保护。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满族及其先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满族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而涵养孕育、勃发崛起,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满族说部在21世纪之初彰显于世,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化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备受瞩目。     

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暨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

2011年8月9日,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暨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此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3家单位主办,长春师范学院、通化师范学院、伊通满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3家单位协办,吉林省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吉林、辽宁、黑龙江、台湾等地区的专家学者150多     

满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

满族说部的称谓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长篇口传叙事故事不同,不是本民族语言而是汉语,但它并非来自汉语文献分类中的说部,而是由满语称谓汉译形成,并不因此而影响其鲜明而珍贵的民族历史内容;主要被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加以研究的满族说部,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是具有一定史诗性质的满族民间长篇口传故事。     

口述传记的恢弘乐章——满族口语说部的口述传记文学特点初探

在口述传记文学繁荣发展的今天,满族口语说部以独有的活态传承方式存在。比照世界各民族记载历史的方式,用口述历史文学形式记载民族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以满族口语说部历史最为悠久。纵观世界各民族记载历史的方法,史前文明的神话和传说是经过口传记载后传承下来的,但神祗活动的细节描述零散且不完整,即使著名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神话也是如此。目前仅有满族有漫长史前文明神祗活动的活态遗存,有神祗完整的宗教活动程序轨仪和细节描述,并在神话传说蒙昧时代之后,继续自觉地以口述方式记述历史,以独特的传承方式记载民族历史文化。它坚持用严谨真实的态度对待口述记述历史的方法,以便保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严谨性和醒世警示价值。满族口语说部具有形式口述性、传承单一性、功能教化性特点,其审美风格悲凉、崇高,口述时说唱结合,讲求环境庄严肃穆,情节跌宕激越,语言清新自然、瑰丽神奇。     

满族说部中的猎鹰文化记忆

满族说部是北方民族的史诗,说部艺术深深地根植于民众之中,它是有着长期流传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代代口耳相传,颂扬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挞了假、恶、丑的行为,讲述了氏族盛衰兴亡的历史,极大地激励、鼓舞、教育了满族后代,满族说部是文化记忆中最古老的形式。     

“满族说部学会成立暨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8月9日,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暨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此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3家单位主办,长春师范学院、通化师范学院、伊通满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3家单位协办,吉林省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吉林、辽宁、黑龙江、台湾等地区的专家学者150多人出席了此次盛会。大会由吉林省委讲师团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正院长级调研员付百臣同志主持。     

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中的满族习俗研究

《恩切布库》是一个满族部落的创世传说,在恩切布库这位满族创世女神的教化和帮助下,满族先民战胜了野兽、恶魔,改变了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满族的先民由蒙昧逐渐步人文明,写出了满族先民同自然抗争的艰辛历程,也基本上浓缩了广袤的东北地区各族先民共同的发展历程。《恩切布库》等满族说部传递着满族先民社会形态发展的信息,在讲述和传承祖先与英雄的神绩、伟业时,满族先民由母权社会步入父权社会,由野蛮、愚昧走向文明的踪迹依稀可寻,满族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信仰,以及生存状况等真实的场景依稀可见,对于东北民族早期社会的研究而言是丰富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库。     

满族说部文本研究——称谓之辩：“满族说部”与“乌勒本”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满族说部指的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长篇说唱艺术形式。2006年至今,学界一直在讨论其命名问题,先是主要针对“满族说部”这一命名本身是否符合实际,后来则主要围绕是否应当以“乌勒本”取代“满族说部”展开。     

满族说部对历史本文的激活与重释——以《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为例

文章通过对满族说部关联的历史本文与衍生的叙事文本之间关系的探析,阐释了历史本文怎样经由满族说部的创作者创化为艺术叙事,以及满族说部叙事如何在与族群历史语境的互动中彰显出多元的文化史意义。文章认为,满族说部作为历史本文的投影与边缘性记忆,对其解读与剖析,有助于推动我们走出以往单向度建构的宏大历史,构建起复线性的多元化历史。     

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关系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存在诸对矛盾关系其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诸对矛盾关系的集中体现.而研究者动态地调整与调查对象的关系,保持与调查对象之间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扮演一种界于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出发点和归宿.     

西藏改则县岩画田野调查

文章以西藏阿里改则县岩画为田野调查对象,对境内的三个岩画点进行了系统调查。改则岩画集中分布在先遣乡那日松巴村热加索康山一带,图像包括动物、人物、植物、日、月、雍仲符号等类型,制作方法为敲凿和线刻,遗存形式均为地表大石。改则岩画风格虽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但大部分还是以反映本土族群狩猎生活为主。根据岩画的制作方法、遗存形式、题材内容、动物特征和典型图像,试将改则县岩画考古年代推测为公元前1200年前后到公元700年前后。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几个问题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当代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了解和把握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发展历程、当代意义,探究与关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创新及其伦理问题,有助于保证田野调查质量,有助于民族学学术规范化和民族学学科的蓬勃发展.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及其当代启示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收集第一手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参与观察法.他一生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文化的调研、墨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等都是著名案例.他善于采用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调研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它多种多样的方法.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是:(1)倡导一种积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做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2)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     

廊桥中的民间信仰——基于福建省屏南县的田野调查

近年来,作为传统文化遗产重要成就的廊桥,在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对廊桥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廊桥的历史渊源、建造技艺、人文精神、美学价值等等,以进一步探讨廊桥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在福建省屏南县的田野调查,对廊桥民间信仰的神明类型与特点、活动状况和社会功能做初步的探讨。     

"说部"考

"说"的本义为"解释、说明",可引申为"讲述、叙说",由"说"之本义衍生出论说体,由"说"之引申义衍生出叙事体.早期的"说部"概念既包括阐释义理、考辨名物的论说体,如论、说、议、辨、诗文评、说书体、学术性笔记等,也包括记载史实、讲述故事的叙事体,如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小说等,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的汇聚与集合,而非单一的文体概念.晚清以来,随着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体地位的提升,"说部"逐渐将论说体排除在外而专指叙事体,并最终成为"小说"之"部".     

传播学中田野调查法运用现状与探讨

随着近几年质化研究方法渐受重视,对于田野调查法的探讨越来越多.作为质化研究的典型方法,田野调查法的概念尚有模糊之处.本文探讨田野调查法与多学科的融合问题,从论文与著作两类研究文献综述近几年国内田野调查方法与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在国内与国外研究比较,论文与著作研究比较、理论与应用研究比较三方面,探讨田野调查法与传播学研究在国内的融合前景.     

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及实质

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从而达到理解与沟通。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自人类学产生以来,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方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