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切入,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复仇行为在现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复仇的主人公从个体英雄转向所有的贫苦大众,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复仇母题具有了启蒙和政治引导的革命"能指".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理性与野性的冲突——走进《原野》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曹禺名剧《原野》,认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抗是该剧人物之间冲突的根本。文章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原理为视角,再度审视《原野》剧中的矛盾冲突,认为阶级冲突只是人物矛盾冲突的外壳,其内核是文明与人之本能,理性与野性之冲突,该冲突最终导致人自身的毁灭。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父权制下的“血亲复仇”——《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戏剧比较研究

《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都是作者在吸取前人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完成的,符合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念。"血亲复仇"是两部戏剧共同的情节模式。而它们对这一模式的表现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分别考察两部作品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入手可厘清这些异同:首先是父权制的影响,其次是"礼法"与"律法"的不同存在方式。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这两部戏剧的内涵将得到丰富。     

“大欢喜”的现代意义与鲁迅意义——以《复仇》为中心

《野草》出现的"大欢喜"概念,出自佛教,但被鲁迅改写其内涵。在"大欢喜"出现频率最高的《复仇(一)》中,鲁迅摒除了"大欢喜"包含的佛教具体义理,但认同其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认为只有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才可能真正实现"欢喜";同时鲁迅认同佛教关于"大欢喜"追求的层次性和超越性,认为只有不断的超越,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欢喜。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欢喜"成为确证生命和存在的方式,也是鲁迅追求精神独立中具有标识性的存在。鲁迅对佛教经典的改写,有其独创之处,同时也与晚清佛教复兴有很大关联。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

本文对《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作了新的诠释:指出《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次重大的抉择中: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中,诗人否定了消极出世的道家人生态度,而肯定并决心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对于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远大理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艰苦探索。接踵而至的生死抉择则是一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诗人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远大理想,向黑暗现实妥协。人生态度的抉择深刻反映了诗人彻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择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     

论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内涵

冲突法学者将法律冲突界定为民商事法律冲突 ,继而又把民商事法律冲突归结为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事实上 ,民商事法律冲突不等于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民商事法律冲突是不同法域的民商事法律之间相互抵触、相互冲撞的社会现象 ,是民商实体法冲突、冲突法冲突、程序法冲突的三位一体。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论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

国际人道法是保护战争受害者和适用战争与武装冲突的法律规范。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对抗属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台湾军队对大陆的"报复"目标违背国际人道法的哲理、原则和法律规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论冲突法中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

许多国家国际私法典不仅确立最密切联系在法律适用中的一般原则地位,还进一步赋予其具有排除一般冲突规则的效力,即肯定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立法模式常表现为：总则性立法,特殊性立法和兼容式立法。最密切联系例外体现法律正义,中国应考虑引入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并采纳兼容式立法模式,确立最密切联系例外条款的总则性地位,并在信托、合同、侵权等具体领域加以明确,以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     

重新审视师生冲突——一种文化学分析

学校教育中的师生冲突,从文化角度来看,是以教师为代表的成人亚文化与以学生为代表的青少年亚文化之间的冲突.调适二者的冲突,要进行学校文化的整合,教师应具备多元文化教育观念,确立正确的文化导向,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冲撞与挣扎--从"新移民文学"文本看中西方文化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迁徙至海外的新移民在居住国大都面临着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经历过艰辛的创业过程,"新移民文学"文本为之画出了逼真的图景.论文对"新移民文学"的概念和范围作了界定,并根据新移民普遍经历过的艰难的文化融合过程,从价值观念与语言方面深入分析"新移民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浅谈韩柳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韩愈柳宗元同为复古运动领袖,为文却个性独具。文章主要以其论事析理类文章为考察对象,力图从内容、复古理念、文与道连接模式等方面来把握他们行文风格及个性表现上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韩愈在论述重大问题时多用正面展开的途径,主题思想的正统性决定了风格的特征;柳宗元则张扬理性,其论事依据发自严密的逻辑,思力贯透的强度和深度皆非韩愈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