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伦理的视角窥探我国"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背离了正义原则的制度缺陷。科学的制度安排是“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科学的审视是一种必然。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废除城乡差别,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     

"三农"问题的制度化解析

“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但“三农”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积极性上。主要从制度的视角剖析了“三农”问题解决的一些体制性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性建设建议。     

论农村制度与资源的调适与重构——深层求解"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经济社会问题,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思路上的创新与突破。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重在调适与农村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并从系统论的视角有效整合涉农的财政金融资源、土地资源、教育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才能有效、深化求解更深层次的“三农”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制度和结构引致的问题,只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或者结构调整,“三农”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是对我国“三农” 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其实,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大转换时期的综合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三农” 问题。“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决不是决策者的遁词,也不是学术界玩的文字游戏,它是由我国“三农”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障碍与对策

本文在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制度障碍的基础上 ,提出要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高度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推进小城镇内涵式发展 ,加快粮食体制改革     

科学发展观视角中的"三农"问题

科学发展观提供了认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用科学发展观审视“三农”问题,经济社会不均衡发展战略布局和“三农”不科学的事实发展是其根源;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原则指导;统筹城乡、统筹“三农”内部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制度分析

建国后毛泽东重视制度上解决“三农”问题,实行制度变革,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三农”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土地制度变革、组织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技术及制度革新等四个基点,这些富有深远价值的制度变革思想,对我们今天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基本判断

对于“三农”问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少解决思路。有的说“三农”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制度问题无关;有的说“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有的说“三农”问题,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还有的说“三农”问题在农外,说到底还是个工业问题。对于这些见解,孰是孰非?笔者想对此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以苍溪县建设新农村的举措及成效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是为了妥善地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形成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因素,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在“三农”问题上,制度的路径依赖性有可能对新农村建设造成的阻力影响,通过分析四川省苍溪县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案例,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出路。     

邓小平"三农"思想探要

邓小平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和领导者。他在总结中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农”思想。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关于农业发展的主体、关于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于农业的现代化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本框架。我们应以邓小平“三农”思想为指导,努力探寻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新思路,即加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