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论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乡土文学理论是在域外文学的启发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但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文论的特点.在功能论上,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在创作目的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分流与对峙的局面,左翼理论意在颠覆,自由主义作家则倡导警示.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创作方法、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理论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状况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为乡土文学流派的源头，对乡土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启悟意义。对此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研究，概念研究、思想主题研究以及艺术美学研究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对后起的乡土文学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心态与叙事方式

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放逐与回归的心态,呈现出思乡与归乡的叙事方式;3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与京派作家的超脱心态,形成了激愤与宁静的叙事方式;50年代翻身当家作主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翻身叙事与颂歌叙事两种模式;80年代回忆与反思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90年代强调生命体验与融入野地,呈现出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0世纪乡土文学具有由个人化叙事向民族化叙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两种叙事方式、创作的手法呈现出不断开放与丰富的趋向.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在不断发展兴盛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生成缘由

20世纪40年代,战争改变了一切,并给人们带来一场空前的劫难,也正是这幅因历史的强行进入而形成的战时的文学地图,为20世纪40年代年代乡土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正是在这幅由战争所形成的弥漫着硝烟的文学地图上,特殊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本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外在客体因素,而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和他们对时代召唤的感应与主动选择,则构成了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内在动因.     

论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30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40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纵观三个时期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当代乡土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

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大板块。从五四那一代人笔下破败的乡村到沈从文的《边城》那样的现代田园牧歌再到革命年代里《创业史》、《艳阳天》那样激励过两代人的浪漫梦想以及改革年代里那些反思农民悲剧命运的文学思潮、记录乡村变革的篇章,还有,那些怀旧、"寻根"的感伤情绪……乡村文学的嬗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巨     

论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30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40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纵观三个时期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叙事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启蒙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四十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启蒙精神,纵观三个时期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郑伯奇：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从“上海艺术剧社”谈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郑伯奇是作为资深创造社作家和批评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加强文学对于民众的宣传和鼓动,郑伯奇借助革命文学的背景,率先开始了他的左翼戏剧活动。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艺术剧社和此后整个左翼剧运的行动指南。因此,郑伯奇及其《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于了解艺术剧社的戏剧主张,以及剧社在我国左翼戏剧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从《新女性》看中国现代“新女性观”的演变

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女性观的两次激变至关重要。蔡楚生拍摄于30年代的电影《新女性》,形象地诠释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对五四时期生成的自由女性观的取代,在艺术层面上前瞻性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妇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的飞跃。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纸上硝烟:《现代电影》发起的“软硬论战”

作为"软性电影论者"进攻左翼电影理论的阵地,《现代电影》杂志长期遭受主流政治的压抑和遮蔽。今日重读《现代电影》,不仅能够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理解20世纪30年代"软硬论战"涉及的艺术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还可以捕捉当时的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人转变的身影,乃至欣见闪烁其中的反帝政治、受众研究。     

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既站在农民之中，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又站在农民之上，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破败乡村人生面影的描绘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画廊。     

试论部分左翼作家语言的“革命化”转型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批左翼作家、诗人及抗战后奔赴解放区的作家、诗人,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他们早期的作品,语言上体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具有立体性和形象性;而后期(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或到解放区后),上述特点则逐渐淡化或消失,出现一种向理念化、抽象化转型的倾向,艺术品味降低。以丁玲、何其芳、艾青三位作家为例可以看出,他们前后期的作品,就有这种明显的转型:从语言的自我个性张扬到自我个性的淡化;从语言的多色彩、多声部到不自觉的理念化、抽象化。其修辞手段也尽量向"革命化"靠拢。究其原因,这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及艺术观念的变化密不可分。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鲁迅开启了乡土文学论述的源头,他的简短概括同时也引发了乡土文学的各种歧见。乡土的文化蕴含应该指向故乡而非单纯的乡村,对比意义下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才是乡土文学之核心,现代乡土文学中都市/现代文明则是相对于乡土的异质性文化因素,都市与乡土的互动激发了乡土想象的多义复杂性。这表现在:乡土文学作者在城、乡之间情感游离,他们的城市经验干扰着他们乡土叙事的纯粹性,而他们对土地的乡愁,削弱了他们作为现代文明启蒙者对乡土的批判力度。师陀的《果园城记》为乡土文学写作了一则寓言,他抹煞果园城的地域特性,象征化游子与故乡的复杂关系,由此寓言化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动机:游子们的"乡愁"不仅源于背井离乡,也源自时间流逝的"乡愁"。这可以看作是来自空间与时间的异质性因素。从现代到当代文学场域的变动来看,乡土并非一个静止的事实,它是各种力量角斗的场所,也是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     

乡土意识:乡土文学的"灵魂"

目前学术界对乡土文学概念的探讨较为表面,某种程度上制约着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本文认为,乡土文学的灵魂在于乡土意识,乡土意识具有故乡情结、民族意识与精神家园意识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与文学社会的重新整合

发生在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震撼了当时台湾文坛。参战的百数十位作家、学者在几十个刊物上,发表了不下百万字的文章。如今,这场沸沸扬扬的论战已沉寂十几年,然而,台湾文学界对它的研究、反省仍未停止。80年代论战十周年时,台湾举行过大型的回顾座谈会;进入90年代,《中国时报》又以《走过70年代的文学标竿,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为题,组织讨论,希望“使重出土的‘乡土文学论战’能成为刺激台湾文坛往前迈进的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