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的沙陀汉化

沙陀是我国古代西域民族中的重要一支。唐宪宗元和（８０６～８２０）年间，迁居内地，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连建三朝———后唐、后晋、后汉和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北汉。五代十国以后，再也看不到沙陀人所建立的政权。作为一个古民族，沙陀人迅速汉化。本文试就沙...     

试论沙陀政权后唐的兴起

沙陀是曾活动于新疆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部族;沙陀政权后唐,国祚虽短,但从一开始就被汉族士人认同并接受;对后唐兴起的探讨,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融合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谣谶流传与“五胡乱华”

西晋时期有关少数民族的谣谶大量流传,深刻反映了民众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担忧。谣谶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首领争相宣传与利用对己有利之谣谶制造舆论,争夺正统。少数民族首领认识到汉文化中天命的神圣,这启发和引导着他们由单纯倚重武力征伐而转向武力与德行并重。这种转变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导着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看法和心理预期。     

孝文帝改革的民族观审视

汉化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不仅有所谓的繁荣，更有伤痛。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迁洛阳、屏北语、禁胡服、变姓氏等汉化措施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历来被视为极其大义的举措。但其改革过于激进，强权汉化给鲜卑民族、文化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以致鲜卑丧失了民族特色和独立性。     

从乾隆诗看清帝国的汉化

乾隆诗数量宏富,内容广泛,展示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及其对汉文化的向往,特别是其诗呈现其尊奉儒教之真切,毫不逊于任何一位大儒,足证其汉化之深。近年有西方汉学家提倡所谓"新清史",挑战汉化之说,强调满洲特性,实为本末倒置,且无视汉化乃清帝国的最终结局。乾隆诗可以作为深入理解乾隆帝汉文化态度与清帝国汉化的重要素材与证据。     

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

关于"满人汉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承认汉化"和"反对汉化"两种截然不同以及由此产生"折中"的几种观点。从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的视角分析,传统的"汉化"观点是正确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和保留本民族的长处。清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帝国近三个世纪之久,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确立,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满汉文化尽管在最初接触时发生了某些冲突和碰撞,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满族文化这股新鲜血液在与汉族文化交融后,为丰富中华灿烂的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魏的儒学与士人

北魏拓跋族在以武力夺取政权后,即面临着较高层次的中原文化对其游牧民族较低层次文化的挑战。为了立足中原,稳固统治,尽快缩短胡汉文化的差距,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北魏统治者对儒学特别重视,儒学在北魏得到很大的发展。北魏的士人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封建性的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产关系模式以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他们的活动和对儒学的发展,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国号与“国人”——石勒的政治取向与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既体现了石勒的政治取向,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却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刘渊、石勒等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沙陀名号考实

沙陀因居地有沙漠而得名,因受唐廷重用而发展壮大并入主中原。沙陀这个来自西域的部族最终融合于汉族,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     

从中枢决策机构看北齐北周的汉化

近来有学者认为北齐政权胡化现象严重,但对比北齐、北周中枢决策机构中最重要的角色宰相的族属、出身、学识等,可以看出北齐政权宰相中汉人及汉化胡人的比例,要远高于北周政权。因此说北齐政权并未出现严重的胡化现象,相反,其汉化的步伐却远快于北周政权。     

论魏晋南北朝江汉、江淮一带蛮夷的北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而这一高潮期是在两股徙民浪潮的共同推动下出现的。一方面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所谓"胡汉融合";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汉族政权的式微,中原汉人南迁,江汉、江淮一带蛮族乘势北徙,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中原部分地区出现了"蛮汉融合"。南北方诸少数民族从不同方向推动着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与发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为"中华一体"观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共同促使繁荣的隋唐文化的到来。     

传统与认同：墓志中唐人的风水观与归葬东都

唐人对墓葬风水的追求是普遍现象.祖先崇拜、洛阳地域的良好风水是吸引唐人归葬洛阳的重要因素.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唐人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当时移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华夏文化中风水观念的摄取,既表明其汉化的趋向,亦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表征.     

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土传说对西域世界的重新构建——以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为中心

对西域珍异物产的渲染与神化是中土对西域世界重新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枣子从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仙人食物,随着秦汉以后对超世仙境的探求重点从东方濒海地区转向塞外西域,仙道食物中的枣子也经历了从中土枣到西域枣的演变。在西域植物大量引入中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土士人在西域枣优良品性、命名及生长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夸饰、附会,使得西域枣获得了仙境果品的奇异特性,西域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在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俗文化的核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汉代政权采取多重政策,或引导支持,或借鉴利用,或排斥打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与官方信仰及主流文化相抵触,是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不管官方态度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民间信仰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与官方政权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既配合又抗衡的互动局面,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延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哲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融合贯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将中国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论古代豫北籍思想家的杰出成就

以吕不韦、王弼、韩愈、邵雍、许衡等为代表的古代豫北籍思想家以其杰出的思想成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学说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也促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论清初文学思想的异趋与同归(上)

清承明基,虽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杀戮,但多数地方还是"望风而降",故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因而较快地恢复了文学的生气,同时也就较多地承继了晚明文坛故习与晚明文学思想的旧趋。然而,异族入主毕竞带来了巨大的震荡,这又使清初的文坛气象大异于晚明。"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大事变,在汉族士人的心理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映射到文学思想中,就形成了"孤愤兴寄"的写作趋向。这一趋向广被于文坛,坚贞的遗民与面见颜的贰臣,顽强的抗清战士与灰心灭志的隐逸,其作品、言论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这个时期的"孤愤兴寄"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家国不幸的强烈关注。可以说,众多的遗民诗人都是自觉地把"家忧国恨"作为吟唱的主旨。从而产生了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作品。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主潮,"孤愤兴寄"既表现为众多作家创作倾向与评价向度的一致或接近,又表现为内涵的丰富而有特色。如在美学趣味上,便存在着慷慨英雄气象与感伤衰飒气象截然相反的追求;在创作手法上,也存在着写实与兴寄共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