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不是单一的在乡村上做文章,而应当跳出乡村,从城与乡的关系中找出路。实现乡村振兴,更多的是在城乡融合中提高乡村在新时代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法,分别从要素与产品层面和社会分工层面构建乡村振兴中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所需的社会基础,从而归纳出乡村振兴中城与乡的互动逻辑。接着从以要素的城乡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增值、实现社会分工的改善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发展集体经济为着力点处理好集体和农户个体的关系等指出城乡融合下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殷商村邑形态初探

商代之聚落可以清楚地分为城邑与村邑。城邑包括王都、方国都邑等;村邑则是较为典型的乡村聚落,包括宗邑与村邑两大类型。前者是宗族长所在的较大型村邑,后者是普通宗族成员所居的小型村邑,其居民均系聚族而居。从考古调查资料看,一处宗邑往往伴存着若干小型村邑,宗邑与村邑的关系应当是宗族长所在之宗族与其他分支家族之关系。村邑家族只是生产单位,宗邑及其所统领的村邑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军事与祭祀单位。     

村落变迁中的单位化——尝试村落研究的一种范式

单位体制曾经是1956年以来的中国计划经济和中国传统公有制的特征,中国的改革与社会变迁也就常常表现为单位体制或者说单位制社会的改革和变迁。本文提出,尽管单位在本来意义上是城市社会中公有制体制内人员的组织方式,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通贯性、乡村中曾经存在人民公社式的单位变体、改革以来某些村落自发学习城市单位,因此可以尝试从单位或单位化及其变迁的视角来描述、分析在一些村落中发生的变迁。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造神"?抑或"请神"?--关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探讨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远古聚落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

自仰韶时代中晚期起,中国远古聚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聚落的规模还是聚落的数量都有明显的扩展。与之同时,聚落之间以及聚落内部家族间的分化也急剧扩大,中心性聚落崛起,聚落内部的平等式格局也被打破,到距今4500年左右,也就是龙山时代到来之后,远古聚落逐渐被新兴的城邑和其周边郊野的村落所取代,新兴城乡二元结构登上历史舞台。     

论我国民间重视自治与协商的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重视自治与协商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在以乡遂为代表的城乡基层民间自治组织及其制度上,这种组织及制度在古代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中国古代民间自治组织和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自我保护、自我管理和协作互助,注重一切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人民在多数时段和多数情况下也能够甘心尽其义务,做到上下相安。今天,深入挖掘中国古代重视自治与协商之传统的做法和思想,是探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根之源之生命力的必然要求,它关乎民族文化的历史真相,关乎国人性格、民族精神,也关乎我们探讨当代协商民主的历史文化渊源。     

村落家族文化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评介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是王沪宁先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了理论一般分析 ,以求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乡村发展作出回答。与一般的现代化研究将政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不同 ,该书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 ,得出了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和结论。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实证的调查报告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在调查报告部分 ,本书选取了较有典型性的 15个自然村落 ,对这些村落的历史演变、家族构成、正式组织状况、家族内部的权威构成与互动、家族与外界…     

媒介境遇下的乡村生活

随着社会媒介化进程不断推进，媒介生活逐渐成为乡村日常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理解乡村社会中的媒介生活可以从媒介境遇角度、从最广泛意义上的媒介——口语与书面语在城乡“分割”中所呈现的历史维度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阐释城乡叙述方式的改变。可以看到，其改变体现在：媒介景观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围墙，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媒介景观同时也是信息中心。城乡叙述的部分权利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信息传播生态系统发生了位移和游离；媒介地方感有反向依附感和泥土依附感等属性。因此，媒介境遇下的乡村属性是以地缘和血缘共同属性为基础的、具有层次性的、从抽象的村落意识到具体而微的村民个体的行为与实践过程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在上述种种行为和实践中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地方生活场景，而这些生活场景也促进了地方属性的固化与创新。     

马克思空间正义视野下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问题研究

经济生产活动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加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分野对立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及乡村地区被过度开发,导致传统民居肌理被破坏,资源被大量浪费,不利于城乡居住环境构建.在城乡分野加剧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消逝,城市空间归属感弱化,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也存在不平衡.文章基于马克思空间正义理论对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了城乡空间正义缺失问题,而后分析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现状,最后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路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优势互补、保护传统村落实现情感认同、构建城乡一体化环境治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城市空间场域.     

宋代差役改革与都保乡役体系的形成

宋代差役改革在组织上发生了州县役人由官雇向私募的转化,乡役人以都保为单位的地域组织因之遭到种种扭曲与变形.南宋经界与差役法的调整试图在清理土地关系的基础上更富弹性地容纳多种社会关系,使乡役组织能够在乡村社会自发而有序的完成,无需行政力量的过多介入,而对在城的胥吏活动则力求加以规限.乡与都的职能分化正反映出州县行政在实际运行中所发生的城乡观念的分野,其运行的内在理路主导了此后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论新疆哈萨克族阿吾勒及其变迁

阿吾勒是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最基本的和最低层的社会组织,是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的源泉和载体.但是,这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基本上解体了."阿吾勒"这个术语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表示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传统社会组织变成表示以地缘关系为主的乡村、故乡的概念.它的概念的演变或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萨克族游牧社会和文化的变迁问题.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度描写:从村落透视国家——《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短评

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其发展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呈现.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中国农村进入急剧转型时期.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之下,村落数量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村落的转型与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也随之成为当下中国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对近代村落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及变迁.     

家庭 社区 国家——现代化视野下村政研究的三个要素解读

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家庭不仅作为基本单位存在,其功能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引入“社区”概念使村政研究重视乡村社区的互动性与关联性特质,然而对二者的研究均必须以国家作为理论基础。     

“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宋朝乡役性质辨析

两宋乡役不仅体现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也是具有以民治民“自治性”意味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并非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乡役性质,官治、自治两者兼具,不可偏废。唐宋朝廷在整合乡村秩序时,乡村管理的外在形式前后变化显著,但其赋役征派、维护治安秩序的实质性内涵,寄寓于乡里、乡都保甲等外在表现形式下,却较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