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法治与积极型人治

公共危机治理一直是社会治理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迈进,公共危机的治理也在不断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仍是不完善的,一定范围内的积极的人治仍是被需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全面的法治,但在实现理想状态的过程中,积极型人治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的存在也是公共危机法治的有益补充。积极型人治的实施要求领导者具有很高的个人领导素质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和强有力的公信力。     

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     

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论治国模式与机制——人治、法治、德法兼治利弊之比较

本文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 ,分析和比较人治、法治和德法兼治运行机制依不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利弊 ,并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机制互补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在治国中的显著作用 ,从而使我们坚信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道路的正确选择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

公开条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它是在国内外行政公开法制发展的背景下出台的，其法治基础是民主、宪政、WTO的透明度原则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公开条例体现了公开、平等、服务、便民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公开条例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内容，围绕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问题。一年的实施准备期是学习、提高、清理、实践的过程，有大量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做好。     

执政为民:从执政理念到科学的制度设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将执政为民的理念与科学的制度设计紧密结合起来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在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中使我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举措。在执政为民理念指导下的制度设计包括处理协调好党与人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制度设计、执政富民的制度设计、还政于民的制度设计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当代中国的制度设计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政治生态性原则以及在立足民族本土的同时借鉴和整合全球制度文明积极成果的原则。     

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认为法是人的意志的反映,并且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法从来不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只能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或共同意志,而不是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或某个人的意志,也不是统治阶级每个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     

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党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根据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不断推进指导思想创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制订出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奋斗纲领;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须始终葆有一个巩固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必须把握衡量执政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     

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党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根据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不断推进指导思想创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制订出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奋斗纲领;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须始终葆有一个巩固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必须把握衡量执政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     

法的确定性与法治的实现

我们当下追求的法治是法律规则的统治,即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的统治。这种法治理想的产生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形式化法律具有极大的确定性,法律可以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性并仍保持确定性。法的确定性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法律应当具有确定性;同时,应正确对待形式法治的局限性。在后现代思潮涌动的现时代更应审慎对待怀疑论,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最终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     

论柏拉图《法律》中"法治范式"的意蕴

详尽地阐述了柏拉图在《法律》中的“法治范式”内涵。文章认为,柏拉图是在法治伦理之基础上构造出法律统治至上的“法治范式”,即这种“法治范式”是在以节制伦理为核心的公正、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试图重建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