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 ,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 ,在其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 ,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 ,从人治走向法治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 ,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模式及误区——一种社会学的理解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农村发展滞后的中国现实背景和乡村建设相关知识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发展战略。对这一战略的理解需要把握新的农村建设和建设新的农村两个方面,并从多元化和城市化模式中探寻新农村建设路径。避免陷入守土保农观、狭隘建设观、片面问题治理观,以及政治运动化、形式主义和机械模仿等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系列文件要求,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公共法律服务向乡村覆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影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促进农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法治之源

法治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均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而城邦政治孕育是在多里安人入侵后特定历史情景中制度、观念、经济、组织形态变异成形 ,并经过系列的改革才得以确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多安人入侵后“黑暗时代”历史的追踪 ,对形成城邦政治的条件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对其法治形态和精神作了描述 ,从而初步揭示了法治起源之迷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及执政伦理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 执政伦理的理性自觉,是对执政合法危机的现实回应,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增强执政合法性, 提升执政伦理本质上是为了体现执政的人民性,只有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的能动性有机结 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最终增强执政合法性。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贾谊礼治思想探微

贾谊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礼法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治思想。贾谊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

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是互相促进的 ,然而法治理想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起点 ,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为条件。为此 ,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强化法治理念、培育科学理性精神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贤人之治的当代民主嬗变

从本质上看,贤人之治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其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理者还须积极回应公民参与、理性行政、多元治理、公共利益等民主治理的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行政发育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以德治国之管见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通过对西方国家道德素质教育和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分析 ,进一步理解和阐释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