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诗歌与高校诗歌教育

新时期大学生的诗歌创作是中国新诗艺术的一个亮点,是当代诗歌的一个特色鲜明的板块,其中有的作品是可以进入诗歌史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存在种种不足与失误。第一,诗歌教材的改革问题。新时期以来开始使用的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及其作品选,比较注重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现实性和批判性,作为文学最重要特质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出版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长期运用的《外国文学史》是朱维之的简编本,不仅因过于简略而难于反映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叙述诗歌的篇幅…     

创造性书写--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许志英、邹恬两位先生主编的洋洋百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以下简称《主潮》) ,是一部深沉厚重、锐意开拓、力求突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种创造性的重写 ,不仅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登上一层楼 ;并且也表明现代文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的附庸地位 ,纳入了真正科学研究的学术轨道。“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 ,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见本书《跋》)这一文学史观不只是具有重要的重构文学史的实践意义 ,也富有不可低估的史学理念的建设意义。由于它与文学思潮相溶合而提出一个与理论思潮相对应的“…     

《长恨歌》主题试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一千多年以来,深受各阶层人士所喜爱,雅俗共赏,是唐诗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叙事诗之一。《长恨歌》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论题之一,值得加以探讨。最近重新提出的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便是这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讽谕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主题说。持爱情说的同志,有的认为《长恨歌》是歌颂李(隆基)杨(玉环)坚贞不渝的专一爱情;有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关于古典小说发展问题的思考

<正> 小说与诗歌的源头都是口头文学,但小说的成熟与繁荣比诗歌晚得多。春秋、战国时期,古典小说尚处萌芽阶段,诗歌已经成熟,标志就是《诗经》与《楚辞》的出现;唐代诗歌已空前繁荣,而小说却刚刚成熟。诗歌与小说发展、成熟、繁荣的速度快慢、时间早晚的这种差别,不光中国文学史上存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史上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相传是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     

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

南朝宋齐时期是一个三吴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心,而文学进一步走向独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等一批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标志着诗歌走向成熟,从艺术上和诗学意义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时期的文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妨碍了他对文学新变做更客观、更深入的考察,因而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和文学史意义上都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一定的缺失,特别在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这种缺失较为明显。刘勰的巨大理论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勰的理论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原因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罪、美、情:《长恨歌》的批罪与审美

“色”与“德”的冲突是人类生活史上的永恒话题,也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古老而新鲜的叙事模式。《长恨歌》以错综的思绪、优美的笔调、宛转的音节,巧妙地平衡了这种冲突;又以“发乎礼”、“放乎情”的反传统的艺术观念,新颖地、淋漓酣畅地表现了故事结局的情感天地。它标志着白居易登上了第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一生中诗歌艺术的最高峰。在120句诗的精神系统中,批判意识与审美意识共生于同一起点,共处于杨妃死前的不足三分之一的区间;最先削弱乃至消亡的是道德批判意识,其次是政治批判意识,最终独占全部剩余空间的是表现杨妃之美与李杨之情的审美意识。     

批判《长恨歌》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

近年来,在关于《长恨歌》的讨论中流行着相当多的“抹煞阶级界限”的观点,为了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古典诗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它在今天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一周来祥同志在《关于<长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论》一文中说:《长恨歌》的主題思想是“歌颂了人类生活中那些美丽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开创,也是草创——《岭南现代文学史》读后

<正> 张振金先生的《岭南现代文学史》出版了,我非常赞同李育中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工作,富有创新的意义”.我以为这部新著的意义,在于具有开创、促进、激励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在此之前,只有白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人写过台湾现代文学史,而大陆各省份、各地区的现代文学史,尚未有过.已出的《江西苏区文学史》、《武汉抗战文艺史稿》、《山西抗战文学史》、《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晋察冀文艺史》等书,只限于某一特定时期,未曾贯通整个现代.张著既然是第一本,当然具有开创性.先行者的成功与不足,对于后来者必定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其次是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面向全国,对史实的描述往往不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

在中国浩瀚的诗歌海洋里,古典诗词犹如一粒粒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文学殿堂里,并且给后人留下了不断诵读和研究的领地。而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现的地理空间问题,则是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从作品的题目、内容和研究意义三个方面来寻找突破口,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从而拓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编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     

论《皇华集》诗赋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分别建立于公元1368年和1392年的中国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在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皇华集》中的诗赋创作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诗赋外交传统;拓展了古代文人诗歌酬唱的领域;在其他方面也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宋人总集编纂的文体学贡献和文学史意义

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宋人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等都有很大影响。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论《诗选刊》(1984—1987)的编辑艺术

《诗选刊》(1984-1987)既是新诗史料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刊物史值得研究的对象。在短短四年时间,《诗选刊》席卷中国诗坛,成为诗人瞩目的焦点。《诗选刊》构建了有力的诗歌场,并体现出两大艺术特点:一是宽视野,选材无门派、国别、地域、身份之壁垒;二是厚内涵,刊物体现出敏锐的栏目意识以及编辑精准的角色定位,使得刊物迅速被业内认可。     

功在当代,泽被后学——《宋诗话全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宋诗话全编》涵盖了诗论、诗话专著和主要的诗论家及主要的论诗名著,更蒐集到了至今还远未为研究者所知晓的散见于浩瀚载籍中的论诗片言只语,对治古代文学者具有莫大的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补阙、正误的重要资料价值.二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事实支撑（含生平事迹补遗;宋代僧诗和诗僧的材料补充;弥补某些人物关系的重要史事）.三是为文学史上的某些专门问题提供佐证材料.四是艺术风格的品评,文论观点的概括,则更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