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凤凰“新苏南”

“苏南模式”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最早提出的,指得是苏锡常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化的方式和路径。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相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乡镇政府将其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这意味着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新苏南模式的诞生。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对传统苏南模式的扬弃。苏南在经历了短暂的涅磐后再获新生,一飞冲天——     

苏南乡镇企业的转制和个私经济的发展

在“苏南模式”转制过程中 ,个私经济迅速崛起。这种脱胎于“苏南模式”的个私经济与温州地区比较 ,有鲜明的“苏南模式”印记和痕迹 ,即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特殊、浓厚的混合经济制度和个私经济与社区政府的“超经济依附关系”。这些个性化的特色对个私经济的生产经营、投资行为以及外部经济带来深刻影响。苏南个私经济的发展近期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社区政府亟待统筹兼顾 ,审慎决策     

演进中的苏南现代化模式:路径依赖与未来转型——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苏南现代化模式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经常引发争论,甚至遭到质疑。近30年来苏南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并不符合正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而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量则表明,苏南现代化进程虽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演变过程,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化和政府主导的路径,整个苏南地区基本上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如果继续维持这一局面,苏南现代化模式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根据现代化的特点、现代政府的发展特点和文化历史传统,未来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协调和控制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以及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型,必须采用改革基层政府体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培养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等多元并举的变革策略。     

嬗变中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偏向种种

根据笔者多家苏南乡镇企业的走访和典型调查实际 ,罗列了“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一些改制为民营企业的“一刀切”现象 ,归纳出“唯我第一”、“产权私有”、“政企决裂”、“合并一统”等错误论调对嬗变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的严重影响 ,并剖析其理论背景状况。     

苏南乡镇企业的"凤凰涅槃"——以"江阴现象"为例

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纷论在理论界由来已久,而实践却不管理论怎么说,径直走着自己的路,因而有了“新温州模式”;作为“苏南模式”的典型——江阴,则因其拥有10家上市公司,形成中国股市独具魅力的“江阴板块”,被称之为“华夏A股第一县”;以其占全国1/300的GDP,显示出“江阴板块”旺盛的生命力,被称之为“江阴现象”,亦可谓“苏南模式”、苏南乡镇企业的“凤凰涅（?）”。一、敏锐决策奠定发展基石“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以小见长,所谓“船小好调头”,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小舢板”却难抗风浪,新形势下的敏锐决策,奠定了乡镇企业新发展的基石。     

费孝通先生提出"温州模式"的前前后后

费孝通先生已离我们去了。作为一个大社会学家,他在有生之年,特别是在耄耋之年到农村调查,提出“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并说:“同样人多地少,也同样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较大的分歧呢?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探求它们的不同之处。”朱通华同志为费孝通先生生前挚友,作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陪同费孝通先生参加了在苏南和浙南的农村调查。在今天发表这样的一篇追忆文章,目的是告诉人们“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评价它们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惟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惟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这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在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时的科学发展观。     

苏南模式:成也机制 难也机制 进也机制

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与常州地区,近二十年来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迅猛异常,乡镇集体工业一直处于我国领先地位,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速度”与“苏南模式”。 苏南为什么能够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有什么奥秘?今后发展前景如何?一切取决于模式背后的作用机制。     

新苏南模式的实现路径研究——以无锡新区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苏南在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重新确立了发展的目标和发展路径,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园区经济为载体,以混合所有制为支撑,以城乡一体化为形态的“新苏南模式”。无锡新区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在“新苏南模式”的发展中率先采取了若干富有远见和创见的举措,并形成了值得关注、研究和学习的发展路径。无锡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新区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机构和编制尚未完善等,因此,无锡新区应根据新区实际,加快实施综合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开拓、创新,使得无锡新区“新苏南模式”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苏南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与对策

农村基层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苏南农村在创造“苏南模式”的同时,也积累了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但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基层组织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诸如“老板书记”的角色冲突、村委会功能错位、村干部后继乏人等问题。如何以村党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为基础,加强和改进苏南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加快苏南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两个率先”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是苏南农村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长江流域工业革命与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长江流域工业化和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认为东部的“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而中西部问题颇具代表性。作者主张“科教兴国”、“重农”和区域协调发展,使大部分农民能够在当地在农村内部转移。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文化比较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因素。“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现从文化这一层面着手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     

1985:“温州模式”出世

当历史车轮来到1985年,对温州的改革开放来说,最有影响的一件大事,就是“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这年5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该报记者张也平所写的专稿《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了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首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专稿当时是这样描述“温州模式”的——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地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新苏南模式”下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以苏州树山社区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例

“新苏南模式”是苏南人民为促使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而开拓出的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树山在“新苏南模式”指导下,借鉴蒋巷、艳阳与旺山经验,以苏高新集团为投资主体,以城市资本进行新农村建设,体现了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致力于实现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格局。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如资金回收压力大,旅游管理问题突出,旅游竞争力提升困难等问题,可以采取正确处理农企关系、充分争取政府支持、开辟多种收入渠道等措施予以应对。     

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考察与类型比较法。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国城市化应走小城镇模式;小城镇的发展是乡村工业带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他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等经济区域的建设思路。     

长江流域工业革命与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

长江流域工业革命与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吴怀连本文通过对长江流域工业化和农民离土区域比较研究，认为东部的“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而中西部问题颇具代表性。作者主张“科教兴国”、“重农”和区域协调发展，使大部分农民能够在当地在农村内...     

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造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一、产权改造诸种模式的发展及其特征江苏省乡村集体企业从总体上讲,起步早、发展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造了全国瞩目的“苏南模式”。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它条件的变化,即便是曾经辉煌的“苏南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各级政府面对现实通过反思已意识到,乡村集体企业以传统集体所有方式,难与市场接轨,必须在产权改造方面寻找突破口,进行企业组织和机制创新。现在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造已形成子一个大“气候”。主要模式有: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或公有民营,股份制,兼并或拍卖(转让),按《公司法》要求组建规范化公司,组建企业集团等。     

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与重建

上海,这个曾被誉为“东方的希望”的大都市,近年来步入了一条步履维艰的道路。它的发展走向,它的举手投足都受到了世界的注目。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希望,涌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象“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特区模式”,其共同特点就是农村的初步市场化、城市化。可是,象上海这样都市化程度很高的中心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有活力的“模式”。相反,在世界和全国的文化     

演进中的苏南产权模式:路径依赖与转型——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构建一个适合产权制度框架来推动苏南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苏南产权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苏南模式"以及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这两种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近代工商业是苏南产权模式形成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强势政府"现象是苏南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惯性,苏南要依靠市场力量努力维持良好的路径依赖。苏南基层政府需要自身改革,规范民间组织发展并建立公民权利和义务对等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苏南产权模式的转型。     

藏族的姓名和文房四宝

藏族自古有姓。藏族姓叫“瑞芒”()。所谓“原人四姓——色氏、木氏、董氏、东氏()和“原人六姓”——色氏、木氏、董氏、东氏、惹氏、柱氏(),可以说是藏族最早的姓氏。现在,藏族有多少姓,由于无此资料,所以无从知道,也难进行综合分析。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藏族对姓的重视程度和使用情况因地而异。一般说来,藏族重名不重姓,知道有其姓,而不常用其姓。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只呼其名而不直道其姓。著书立说署名,也很少用姓。但是古往今来,有些地区则从习惯,并非绝对不用。如酉藏佛教萨迪派的始祖昆氏()就是一大姓,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吐蕃王朝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噶尔”()是姓,“东赞域松”()(注)是名字,“伦布”()则是官衔。在西藏名门望族中用姓者较之平民百姓为多。     

论基础结构——苏南经济再现辉煌的启示

阐明了基础结构的全面涵义与功能,指出在物质基础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条件下,亟须规范公共企业的运营管理,特别要注意长期积聚和培育社会间接资本的无形资产,苏南经济在“苏南模式”式微后不久迅即再创辉煌,健步走上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就是对基础结构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