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鲁迅《自嘲》诗“千夫指”与“孺子牛”新解

本文根据学界和教材编者历来对鲁迅诗《自嘲》注释的欠妥,着重对诗中的“千夫”、“孺子”两词进行辨析,提出一己之见。     

柳亚子才是名至实归的“南社第一人”--与曾景忠先生商榷

柳亚子为南社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更投入了满腔热情,因而他从南社的外缘走向了领导核心,最终掌控了南社。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柳亚子是南社柱石,南社盟主。     

从“呐喊”美学到“苦闷”美学——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之深层动机研究

在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和1924年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重视。鲁迅在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探讨其深层动机是研究鲁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变化的重要线索。时《摩罗诗力说》与《苦闷的象征》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苦闷的象征》比《摩罗诗力说》在理论方面更为系统与完整。研究表明,翻译《苦闷的象征》实质上是鲁迅在传播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     

“饮冰”与“死火”——论梁启超与鲁迅的创作心境与文化心理

饮冰子是梁启超的笔名,表达了梁启超对国家忧虑焦灼的痛苦情绪;火的冰的人是鲁迅的自况,表达了鲁迅在绝望的冰谷中燃烧的悲壮情怀。如果用饮冰意象来形容梁启超创作中热烈而奔放的美学风格,那么,死火意象则最能体现鲁迅创作中的冷峻与悲凉。无论表现为饮冰还是死火的创作心境,其实都源自启蒙的焦虑。因此,荷戟独彷徨不再是单纯个体的寂寞与哀伤,而是表现了更深沉的忧患精神与进取意识,代表了这一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姿态与文化心理。     

“迷楼”:柳亚子与南社文学古典主义的悖论

作为晚清诗界革命的继承者,柳亚子的诗大多遵循格律和文体规范,但亦显示出其与现代世界保持关联的不懈努力。柳亚子的文体实验赋予他的诗作一种新颖与现代的大胆品格。这些诗作进一步挑战了新诗、旧诗截然有别的一般观点,展现出中国抒情传统朝向"现代古典主义"的内在演进。古典主义诗歌的实践提供了一条道路,在已经西化和正在西化的现代社会内部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其文化选择乃建基于一种美学倾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南社之间的争论并非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文人之争;相反,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南社力图继承和改造精英文学传统,而新文化主义者则趋向发明一种"替代性传统"。在唐宋诗风格的对峙中,南社的大部分领袖都倾向于选择性地继承(在他们看来)可以承载革命精神的传统的某些形式元素。这赢得了争论,但他们对诗歌形式之伦理功能的信念与其激进对手——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破坏者们——事实上如出一辙,使得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后者的论点。柳亚子依然不断尝试用新鲜的语言和形式来革新旧诗,但他的实践已然缺乏理论基础:如同一座壮丽的迷楼,旧诗于他成了一座在历史漩涡中必然毁灭崩塌的罪恶迷宫。⁽¹⁾     

“沉重”的潜压与“唯美”的诉求——论彭燕郊诗歌创作主题的双重变奏

彭燕郊的诗里有两类基本话语：沉重的话语和唯美的话语。尽管在不同时段,“沉重”与“唯美”话语的内涵有所衍变,但它们始终相互渗透、相互纠缠,共同合奏出了彭燕郊诗歌的创作主题。这些诗篇不仅充分呈示了彭燕郊以诗的方式对于时代的担当,更见证了彭燕郊对于个性与气质的坚守。     

新“声”奇“色”——从《死水》看闻一多诗歌的“音”与“画”

文章以《死水》为例，展示、分析和充分肯定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音乐美”、“绘画美”的独特创新贡献，进而形成其诗歌全新的审美效应。     

王昌龄“苦思”与“自然”说探索

苦思与自然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体,论家常将苦思与自然对立.王昌龄对此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章兴作,兴于自然”“凡文章皆不难,也不辛苦”“以防苦思”“不得强伤神”,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创作时“苦心竭智”“专心苦思”.通过对全文有关自然,苦思及自然与苦思关系的梳理,可知王昌龄赞成苦思,认为苦思是为文置意的必要前提.苦思可以使文章有自性,得形似,得真,得不辛苦之势,而自性等又属于王昌龄“自然”的内涵,故苦思最终可达到自然.     

“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野草》与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鲁迅的《野草》 ,不仅催动了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而且唤起了他的大散文意识。与其说张承志在解读鲁迅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不如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这绝非单向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是心与血的沟通和回应。于是 ,张承志的散文越来越烙有了鲜明的《野草》遗风 ,甚至一些具体篇什都可作比照性阅读。尤其是两人对散文文体的认同 ,既是鲁迅对张承志散文创作基质的深层召唤 ,也是张承志对鲁迅大散文遗产的文体彻悟 ,更是彼此心灵的默契与精神的共鸣。可以说 ,鲁迅完成了《野草》 ,也将一个真实的鲁迅留给了后人 ,张承志借《野草》体认了鲁迅的真实 ,更成熟了一个散文家的“自我”。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迷狂说”与“妙悟说”中关于创作心理的比较分析

“迷狂说”是柏拉图提出的,与严羽的“妙悟说”,都是关于文学创作过程的重要学说,涉及到了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二者在理论内涵上有相近、相同的地方,体现出了创作心理活动一般特点,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野,需要相互吸收和借鉴,才能获得对文学创作心理的最优控制。     

“先锋诗歌：内与外的反思”笔谈——我想写下光明的诗篇

在网络上和纸媒上看诗，有一个问题一直回旋在脑里：是不是越先锋便要越病态？或者反过来说，越病态就越先锋？     

“意境说”辨析——兼与王昌猷同志商榷

意境问题,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不少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精湛的论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接触到这个问题,使它在理论上有着丰富深厚的内涵。近年来,不少同志认真探索了这个问题。王昌猷先生的《再论我国古代文论中意境的特征》①是这方面文章中颇有见地的一篇,文章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关于“境界全出“、“隔与不隔”等问题的分析,时出新见,对“意境说”与“典型     

“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

“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甘建民不知是由于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使用的“卡夫丁峡谷”这一古罗马典故包含有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呢，还是由于我们东方人所具有的特别偏爱和擅长形象思维的思维习惯，近年来不少论者都对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     

钟嵘“直寻”说的西方文论新阐释

直觉主义对感性直观、直觉、非理性等因素的重视和强调,与直寻说不谋而合,但相比之下,直寻说仍有一定的理性因素,没有堕入直觉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因此对文艺的构建作用也更加乐观积极。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中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更与直寻说要求的不假雕饰、即目所见有许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直寻在注重还原现象的同时,更侧重通达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意义与价值。     

回到“海滨”说“故人”——论庐隐创作的女性视角

作为五四后的第一代女作家 ,女性视角的选择建构了庐隐独特的文学世界 ,反映出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复杂心理 ,也勾画出了女性眼中的异性形象。同时女性视角的选择还制约了其叙事方法的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使用 ,幻觉描写的凸现以及自叙传手法的运用等 ,使其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异彩     

“新闻侵权”肯定说——兼与张新宝教授商榷

新闻侵权如何规制,在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争论不休。刚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最终对此没有专门规定,立法上的如此安排是否科学广受社会关注。笔者从＂否认说＂代表人物张新宝教授撰写的《新闻（媒体）侵权否认说》一文入手,指出该文在论证上存在一定问题,并通过分析新闻侵权的特质,得出新闻侵权应属特殊侵权行为的结论。     

《魔祟》与鲁、许之恋——与“记录说”、“缅怀说”商榷

本文试图从“性别置换”角度揭示许广平《魔祟》一剧在鲁、许之恋中的性暗示意味 ,以“暗示说”与学界现有的“记录说”、“缅怀说”商榷     

正确理解“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与姜庆国同志商榷

姜庆国同志的《"艺术起源于劳动"说质疑》一文(本刊今年第三期)鉴于人们长期以来对艺术起源自然性的忽视,大胆地对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姜文认为,硬译马克思主义劳动说,"把劳动的观点推向极端,结果反倒使自己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这也确实表现出作者希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说的意愿.但姜文表面上强调了"坚持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本能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实质上却把人的自然性从社会中割裂出来,对立起来,并且把这样的自然性(人类爱美的天性)置于社会性根源之上,称为艺术起源的主要根源,这就使自已的观点走向了另一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