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海外保钓运动”

林孝信,1947年出生于台湾。现任台湾世新大学教授、弘光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等职。1970年,林先生在美留学期间参与保钓运动,创办《科学月刊》,因拒绝台湾政府要求“保钓减温”的要求而上黑名单,护照被没收,失去国籍,被迫放弃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候选人资格。1997年,林先生重回台湾,致力于推广通识教育;致力于弘扬海外留学生的爱国精神,推动钓鱼岛及保钓运动历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作为海外首批保钓运动的参与者、组织者,林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四十多年前海外保钓运动的缘起和经过。     

我所经历的中国当代文坛的几件大事(访谈)

正李世涛:缪老,您好。您在"文研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一直到退休。在您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当代文艺一直处于大的变动和调整之中,您亲身经历和体验了这一过程。希望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些当代文艺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情况,为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缪俊杰:我1963年被分配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在陈笑雨和袁鹰同志领导下工作,后来又到上海     

“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因与作用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为解决城镇就业困难，而在农村及边远山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的有序工作。倡导者的初衷是良好的，而且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工作做得比较稳妥，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乌托邦理想

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将上个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对“文革”十年和知青运动进行同步考察,一些地方政府的文史（地方志）编撰人员甚至将毛泽东1968年底发表的“12．22指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     

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

这是胡风同志在狱中,由监狱当局所转要他写的有关鲁迅先生葬仪的材料,所以多半以回忆事实为主。他早些年也写过这类材料,不过我们没能留下底稿,无法核对,但经我们两人共同回忆,基本上是无大差错的。这不是一篇回忆文章,所以许多沉痛哀悼之辞和文艺性的描述等都尽量减少。但仍有一些议论和感想,抄录者     

对《懒寻旧梦录》中一件“往事”的辨析

夏衍《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是关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的那次著名的与"四条汉子"会面情形的,至今已经为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广泛采信。但是,通过与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的比较、辨析,认为夏衍的回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本文对其分析判断是:阳翰笙、周扬、田汉和夏衍约鲁迅谈话的主要目的不是汇报工作,而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来通知"他胡风是"内奸";田汉参加见面并非不请自到;欢迎藤森成吉的宴会及鲁迅、田汉在宴会上的表现,在搜寻其他佐证并不困难但却搜寻不到的情况下,只能作为孤证而存疑。     

“文革”轶事

活学活用 “文革”某年。老记者某公,刚从干校回报社。新头目命令他去采访当时红极一时的某典型,一位“活学活用”标兵。他抖擞精神上路,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人物。 “请问,你原籍在什么地方?”     

建国初至“文革”前重庆社会科学发展回顾

建国五十年以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前进,重庆社会科学蒸蒸日上,成果迭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纪念建国五十周年之际,我仅就建国初期至“文革”前十七年间的重庆社会科学,作一简要的回顾。 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工作,重视发展社会科学。重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大批著名学者和文化     

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最终仍是植根于"海外"的汉学,其问题意识与学术理路,必须置身于各自所属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国文学研究必须建立自身完足的主体性,才能与"海外汉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五四”与“文革”

《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郭齐勇的文章。指出“五四”与“文革”形似而质异,不可不辨别清楚。 一、启蒙精神与蒙昧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的地位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反文化的道路。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借助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来冲垮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来拯救中国文化的衰落。文革的主体是痞子。他们也不是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文革”以前,中国大陆有将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参加农业生产。这批老知青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政治歧视,他们在1963—1965年的高考和中考中整体性落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成为他们“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但这些老知青的虔诚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合理的报偿。相反,直至“文革”结束,这批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年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其生活道路上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及其历史意义长期被掩盖或抹杀,以致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里一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由此成为共和国史上的一桩公案。面对和解决这桩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还这些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中国公民一个公道,还有助于廓清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给后代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我在“文革”初期有关教育的三个故事

真诚而错误的检讨 在“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是把它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看出事物的本质,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在这方面我的“觉悟”总是来得比较迟的。在“文革”中,我也作过真诚然而后来明白是错误的检讨,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止一件,但是我记得起来,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关于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事。 在我国建立学位制的酝酿,始于1954     

“文革”诗歌略论

<正> 1966年爆发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它在古今中外文明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它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特殊状态,形成了特定的“文革文化”。它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但它的影响不可低估,至少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心理中仍然可以发现其斑斑点点,因而研究这些课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文革”前十年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考析

文章论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两起两落的曲折发展过程，分析了这十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和曲折的原因。认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前提，要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文革”时期的“红色圣歌”

一“文化大革命”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最重要的显然首推《东方红》。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一首情歌小调),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呦,家里留下小妹妹。”随后,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移民歌》是依照…     

我的“一外”

＂一外＂,顾名思义,会认为是母语之外所修习的第一外语。如＂一外＂是英语,＂二外＂往往就是俄语或法语。然而,我所要述说的却是另外的意思。这个＂一外＂是当年县教育局为培养外语教师而开办的第一届英语教师培训班的简称。＂一外＂的称谓,是因为之后县里又继续办了第二届、第三届英语教师培训班才有的。     

改革与彻底否定“文革”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描绘了全面改革的宏伟蓝图,一个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革洪流已经兴起。它冲破了一切“左”的思想的束缚,冲破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改变了那种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僵死模式,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改革浪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改革既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基础上对以往经验的再总结;又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的再探索。无论是对以往经验的再总结,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再探索,都是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结束“文化大革命”八年来,我们经历了认识上拨乱反正和实践上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     

“文革”珍邮趣谈

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在我国的邮票发行史上,留下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片红”是被新闻媒界介绍得较多的一枚邮票,集邮出版社发行的“邮票目录”列为未发行票,这与事实不符。此枚邮票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均出售过,据闻只发行数小时,即告停售。停售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文革”后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