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仪征市明末清初“寤园”“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考

明代崇祯四年(1631),在仪真县西南部,计成为汪士衡设计、建造了"寤园"。但是"寤园"的名字很快消失了,"寤园"所在的区域存在"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等园林的名称。这些名称让学者们十分迷惑。研究表明,这些名称是同一个花园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叫法。"寤园"是最初的名字,"西园"是根据这座园林所处位置起的名字,"荣园"是"寤园"进入清朝以后改的名字,"汪园"是根据"寤园"园主汪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容园"是"荣园"卖给闵氏以后改的名字,"闵园"是根据"容园"园主闵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     

江苏省仪征市明代“寤园”主人考

长期以来,园林学者不能确定明代仪真县"寤园"的主人汪士衡是仪征市历史上的哪个人,更不了解他的家世。考证结果表明,明代仪真县寤园的主人汪士衡是安徽省休宁县上水南村人,是上水南汪氏81世。他就是康熙七年(1668)《仪真县志》记载的汪機,他在崇祯元年(1628)捐款获得了文华殿中书的职位。上水南的汪氏家族是明末仪真县显赫的盐商。汪士楚是汪士衡的本家,是上水南汪氏83世。     

说“寤生”、“昼寝”及其他

寤生 《左传·隐公元年》:“荘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杜注:“寐寤而荘公已生,故惊而恶之。”正义:“武姜寐时生荘公,至寤已觉其生。”而《史记·郑世家》记载此事为:“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黄生《义府》用“右文说”“寤”通“牾”益明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亦主其说。今人多从之。     

试谈杜预“寤”解的科学性

《左传·隐公元年》有“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一句。对于其中的“寤”字,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解作:“寤,通牾,倒着。寤生,胎儿先出来,等于说难产。” 司马迁的《史记·郑世家》也有“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一节。司马所据即《左传·隐公元年》,左文并无难易说,司马纯系望文生义。 查《说文》,寐觉而有言曰寤。段玉裁注:按周南毛传曰,寤,觉也。《周礼秋官》注:寤,觉也,主夜觉者。     

《左》疑三则——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

寤生《左传》隐元年:“[郑]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此为《左传》千年不发之秘。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择要述之。 (1)睡醒而生说 [晋]杜预注:“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 这     

《园冶》价值论

明代吴江造园专家计成在仪征建寤园,并在扈冶堂写下世界最早的一部造园专著<园冶>.此书全面总结造园经验,主张师法自然,并通过造园者的审美取向予以创新,创造出为广大游客乐于游赏的人化自然.     

《左传》"寤生"梦解

本文认为 ,《左传·隐公元年》中“寤生”一语 ,乃“寤梦而後生”之省言 ,并探究了古代占梦中“寤梦”之义。     

行春桥考

太湖风景素以自然景观名胜与历史文化古迹交织融合著称,石湖风景区就是其中一处胜境。明代嘉靖年间蔡羽在《石湖草堂记》中有一段描述:“北起行春桥,南尽紫薇村,五步内风景辄异,茶磨使之也。”可见行春桥自古是石湖景区中一处引人入胜的景点。《南宋范成大重修行春桥记略》中赞美行春桥景色若石梁卧波,空水映发,行人舟子往来憧憧,如行图画间。范公留给后人一句妙语:“凡游吴中而不至石潮不登行春则与未始游无异。”行春桥位于姑苏西南郊十里许愣伽山下石湖畔((?)伽山俗称上方山,系横山东北支脉),似玉虹横卧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苏州怡园建于吴宽“复园”旧址说考证

关于苏州怡园园址，有一种说法是此乃明代尚书吴宽“复园”旧址，据说其旁侧小巷名尚书里也缘于吴宽，因中如今翠竹环绕的“玉延亭”就是“复因”中的旧景。实际上，这一说法和关于“玉延亭”的解读都有讹误——吴宽在今怡园附近没有宅园；其“玉延亭”也不在苏州而是在北京；“玉延”所指也不是“翠竹”而是“山药”。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从《板桥杂记》看明遗民的文化创伤

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一部追思文人浪漫风流、记述青楼文化的笔记小说。作者大力铺写明季江南青楼生活的繁盛与优美,但在全心全意追叙旧事、体贴入微的揭示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创痛,体现出明遗民文化心理的连续性。     

试论清代婺源土地的税租化——兼谈清代卖田契中的土地表述问题

通过对明末至有清一代婺源县坑头胡家79份卖田契中的土地表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末起至有清一代,婺源县土地买卖契约关于土地表述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格式,而土地也已经高度"租税化"了。土地的大小、肥瘠、收益、负担,是通过"字号"、"坐落"、"税额"和"租额"等四个主要指标来表达的,而土地的亩数、性质、四至、形状等物理属性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这应该是自明末一条鞭法改革以来,赋税和土地紧密结合的结果。     

大同御河兴云桥的历史及建筑形制

御河是大同市内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它由北而南从城东门外流过。作为东出必经之路，御河桥上建置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根据考古出土文物及参考文献可以得知，御河上建桥有确切记载始于金代，它是一座五拱石桥，元代重修时命名“兴云桥”。金代御河桥经元明二代历时四百余年，万历八年拓故基重建为十九孔石拱桥，‘仍名兴云桥，清嘉庆年间倾圯。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兴文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兴文县建制始至明末 ,县名县治几经更改 ,未见地方志乘流传。清康熙以来 ,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 ,兴文县几度修志 ,有诸多传本散留后世。对《兴文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 ,由此管窥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