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考据学的成熟,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学者为了复古与求是,逐渐将经学体系上溯至西汉,今文经学随之被纳入研究范围。考察考据学内部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今文经学者对考据学的吸收与利用,可以看出沿着考据学发展这条脉络而生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局面的大致轮廓。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论朱熹的考据学

南宋朱熹作为一代大学问家，与其严谨的治学有着极大关系。他始终强调治学、尤其是考据学，应该“参互考证、脚踏实地、动有依据，把握义理”，即朱熹的考据学方法。其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朱熹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     

略论宋代的考据笔记

宋代是考据学发展的兴盛时代,考据学作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学术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间宋代学者还撰写了一系列考据笔记.笔记因创作形式具有体例随意、不拘篇幅大小的特点,受到宋代知识分子的欢迎而被广泛采用,作为记录学术成果的载体.宋代考据笔记具有考证繁杂、不只专注于经史、考证中夹杂议论、考据与实证相结合、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相互之间多有学术共鸣与争鸣等特点.宋代考据笔记对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考据笔记之先河.     

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 ,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 ,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 ,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 ,章学诚和姚鼐是最重要的代表。章、姚走上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 ,既有其自身的因素 ,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更重要的是 ,章、姚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 ,则初步显示了乾嘉之后清代学术的走向 ,即“汉宋调和”。     

乾嘉考据学热潮成因新探

乾嘉考据学热潮的形成与统治阶层的提倡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地方大僚对幕客的引导;二是国家开设四库全书馆对考据学人才的特别赏拔;三是主考官加强考据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每一个层面的学术倡导背后都隐藏着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与士人阶层对名利的强烈追求相契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入经典考据学,从而形成考据学热潮。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文化复兴与学术创新

文化复兴是伟大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国的文化复兴将在更加开阔、开放的视野下,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在充分消化、吸收与整合后,完成对自身文化的变革与创新。文化复兴的核心是学术的繁荣,它展现出文化复兴的深度与广度。文化复兴将重新召回中国学术那种久违了的大气磅礴的创造精神,确立起更加有序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重现轴心时代那种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学术氛围。文化复兴使中国学术真正吮吸到民族精神的乳汁,从而以民族的独创性,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学术的智慧风采。     

规范学术研究 建设优良学风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期刊中独特的一类 ,是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重要功能。学术期刊与学风建设密切相关 ,建立和完善学术规范既是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 ,也是建设良好学风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引起关注的不良学风问题 ,一是制度和规则的缺失 ;二是不遵守制度和规则。不良学风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 ,需要学界共同努力 ,予以匡正。在树立良好学风的努力中 ,应当强调重在建设。学术期刊要努力使自己的刊物成为学术规范的范本 ,不断推进规范化建设 ,促进良好学风的养成     

明清实学对明清小说的推动与影响

明清实学 ,是指产生于明中叶至清中叶三百年间的一种以“崇实黜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流思潮。它是这一时期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考据学等学科繁荣发展的推动力量。明清小说联系社会、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使中国小说的审美风格、创作风格有了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变 ,这是明清实学思想与明清小说创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现存明本诸曹植集概考

文章对目前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的明本曹植集做了详细考察,逐一分析各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着重探讨了现存最早的明本铜活字本与宋本之间的异同,讨论其传承关系。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     

明代南直隶各府举人的地理分布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明代南直隶举人人数是明代各大政区的举人人数中最多的。本文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了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府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苏州、常州、应天、松江、徽州、扬州6府,此6府的举人中式率较高。而南直隶各府举人人数的多寡,与各府的属县数没有关联。     

明末佟卜年之狱

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因辽东战事紧急,起用罢职的熊廷弼为经略。廷弼举包括知县佟卜年在内的数人,明廷遂擢卜年为登莱监军道,用以招抚辽人。然此时明朝内部党争激烈,排熊者以卜年与投靠建州之佟养性同族而攻廷弼,迫解卜年任。二年(1622年),卜年被罗织罪名投入囹圄,后虽审无"通逆"实据,仍系于牢狱。五年(1625年),廷弼因失广宁而弃命,旬日后卜年亦被处死,成为党争的牺牲品。由此可知,明末党争摧抑人才,丧失人心。     

甲申之变前明朝面临的历史选择

甲申之变前的两年中,明朝一直在试图摆脱危机,事实证明,也确有许多转危为安的历史机遇。朝臣对当时的局势认识相当清楚,先后提出多种可行性建议,先是倡导创建地方军,而后提出及时召回边防戍军保卫京师和迁都南京等。如果崇祯帝很好地采纳这些建议,明朝便很有可能转危为安。但在历史机遇面前,崇祯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主观能动性,一再错失良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

元未明初的西域政局变幻莫测,位于交通要道的土鲁番地区战略地位日显突出。随着东察合台汗国对土鲁番地区政治控制的增强,大批蒙古贵族和民众的定居化,以及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联系的加强,土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出现了历史性转变,并对明代西域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