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适与民间自治

实践表明,法治运行在我国民间社会表现出与既有的文化惯性、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判断等方面存在着不适应,乃至冲突.立足于我国民间社会现实,正确认识国家法的角色、意义,以及民间社会内生秩序的合理自治,是避免法治不适的尴尬局面的客观选择.     

西部大开发:平衡协调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西部大开发的法治保障同样存在着“路径选择”问题 ,但经济法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导法治保障。立足于现代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本质 ,对西部大开发中特殊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 ,应改变过去国家全面强制的方式 ,坚持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的、适当的、间接的调控模式 ,并以此为基点加强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法治建设     

西部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制对策

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和目标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强调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直接关系到西部开发的成败 ,因此应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贯穿西部大开发全过程的一项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必须以法制为保障。加强立法 ,严格执法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加强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 ,为西部大开发营造法治秩序 ,切实发挥法律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调整作用和保障作用     

论民间习惯的司法导入机制

民间习惯是乡土社会中自发形成的秩序规则,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共同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在农村法治秩序建设进程中,必须承认民间习惯存在的合理性,构建科学的机制促使民间习惯的司法化,保证司法行为在农村获得正当合理的基础。     

论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的生态建设

在人类社会中,经济与文化各自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互动关系.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对民族地区的大开发,丰富的西部民族文化资源在西部经济大开发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作用.对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是摆在西部人面前的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它不仅关系到西部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以及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承传与复兴等问题.而西部大开发的最终成果,必应体现在西部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之上.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     

论地方性法律文化与依法治国

中国民间存在着大量的地方性法律文化 ,曾长期影响地方秩序的建立 ,直至今日仍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作用巨大。在国家全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下 ,它们与国家法在适用于民间的法律事件上发生了诸多冲突。不少基层法官忽视了它们的存在和特殊作用 ,片面、简单地适用国家法 ,造成了当地公民困惑和社会误解的尴尬状况。如何认可地方性法律文化以及将它们与国家法律整合 ,使二者在依法治国的构建过程中实现效率最大化 ,提高法律效率和公民对法律的评价 ,已成为一个法学界不可不研究的新问题。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契合与转进:西部民族地区解纷机制建构路径

在多元化社会转型及现代化法治建设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法律秩序构建正经历着法治目标与固本理念的现实冲突。西部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契合了社会纠纷机制的多样化,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应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组成,以维护纠纷解决的生态平衡,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激活民间投资 促进西部大发展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必将有一个大发展,而经济大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本文认为西部大开发投资现状是国有投资剧增,而非国有投资不足,引进外资能力低下。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受国家财政收入的限制,不可能过分扩张,因而投资的真正潜力就在于如何尽快释放民间的投资潜能,激活民间投资。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直接关系到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和我国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西部乡村法制建设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产生冲突的实质和原因在于: 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 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 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促使二者融合, 推进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途径是: 开展调查;合理使用民族自治区域法律变通权;确立习惯法有限适用原则; 实施社区实验示范引导制订乡规民约。     

试论民族意识的法律调控

民族意识的科学调控,能够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因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民族意识调控是一项牵动全局的社会系统工程,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法律在民族意识调控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民族意识的法律调控,就是通过加强和改进立法、司法和执法工作。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实现对民族意识的科学调控,促进民族意识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设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位统筹、多措并举，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 设硕果累累。全国各地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设经验为我们提供了积极丰富的实证研究材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各地工作模 式。学界对如何推进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也进行了丰富卓越的探讨和论述，提供了学界智慧，及时对其进行梳理总 结，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民族地区法制发展与小康社会建设

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民族法制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在实现小康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应科学认识民族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注重民族立法,加强行政执法,提高法律意识.在具体对策上必须重点突出,应重视"非正规化"的法制建设,处理好党的民族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树立科学的法治观,提高法制宣传的水平.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对待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民族习惯法研究的深入,习惯法的理论逐步完善,司法实践也从民商事领域跨步到刑事领域。从可诉性、无害性和合理性角度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并在分析“互补型”和“冲突型”两种少数民族习惯法相关案例的基础上,通过合理采纳、变通适用、坚决取缔等方式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司法领域寻求可操作性和合法性,进而提升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民族法意识,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保障。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

文章依据现代法治的演进历程,揭示了中西方法治发展的差异和法治的共同性,并从宪政建设和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模式选择及制度安排,指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价值.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关系发展态势研究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的既是要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逐步缩小各地区发展上的差距,促进全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实现全国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又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措施。而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需要一个政治稳定、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深入开展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关系发展态势研究,探析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对做好新世纪民族工作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