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韵高而才高的诗美理想——从“韵高而才短”说起

"韵高而才短"的解读往往是非此即彼的,或者是孟浩然失才,或者是苏东坡失当。其实,苏论十分中肯,也非常精辟。苏轼以韵高为尺度,十分欣赏孟浩然诗歌萧疏淡泊的风格,也遗憾其诗中文化含量的不足。而从其"韵高而才短"的批评中,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宋人诗美"以才为诗"的倾向性,读出了他对于"学高韵胜"诗美理想的自觉追求,同时看出唐宋两代的诗美取向的差异性。虽然苏轼等宋人也以韵论诗,甚至风行"韵"说,但是,唐宋两代,即便都是对"韵"的推崇,"韵"的内涵也不尽完全重合。唐人的"韵"观,偏于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的蕴藉与神迹,而宋人的韵观,则侧重于淡泊简远的自境与至味。     

雏凤试声,几声清亮几声拙--对苏轼南行诗的考察

南行诗是苏轼最早的诗歌创作,既记录了苏轼对沿途景致和风物人情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也表现了苏轼在凭吊历史遗迹时的深刻反思,还呈现着青年苏轼对现实社会热切而兼幼稚的关注。从诗歌表现艺术的角度考察,南行诗昭示出苏轼诗歌创作若干特征的端倪,也显露了他在诗歌创作初起阶段的稚嫩和不足。南行诗对于苏轼诗歌创作的练笔作用应该得到肯定。     

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辨

长期以来 ,对孟浩然才之短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梳理诸说 ,认为孟诗之才短体现在生活材料的缺乏 ,而不是其他     

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

孟浩然,湖北襄阳人,是“盛唐”时期的卓越诗人,也是对后代山水、田园诗有广泛影响的巨匠。评价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对于提高我们科学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实践能力,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唐以来,对孟浩然的诗评很多,但大都限于就诗论诗,没有历史地评其得失。特别是自从苏轼说了一句:“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以后,人们便穿凿附会,谤言(讠华)起。 苏轼所谓的“才”,是否象许学夷所说的:“宋人五七言诗,出于退之、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土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     

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孟浩然《过故人庄》赏析

孟浩然(689—740),以字行,名不祥(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有《孟浩然集》四卷,存诗二百六十多首.孟浩然的诗在当时名气很大,与王维并称“王孟”,其田园山水诗,形成一种流派.李白赞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也说:“清诗句句尽堪传.”但他诗的境界不够开阔,缺乏社会意义,苏轼说:“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引).这话颇切中其弊.王仕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说他“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五言诗中,又以五律成就更高.《过故人庄》,正是五律中的代表作.     

东坡诗的禅缘情结

作为诗人的苏轼,在沟通诗与禅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以禅理入诗,以禅理作诗,以参禅的态度和方法读诗。不但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意趣,也丰富了诗歌创作和批评的理论     

王若虚的诗学观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其诗学观点可分为原理论、创作论、欣赏论、批评论四个方面。王氏论诗,贵天全、自得,倡以意为主;主张诗歌创作要巧拙相济,词达理顺;欣赏诗歌时戒忌迂拘末理,注重玩索诗味;在评价前代诗人时,他推扬苏轼,贬抑黄庭坚,而贬黄的目的在于批评金代李纯甫一派“尚奇”的诗风。     

试析孟浩然诗中的“安乐”情怀

孟浩然作品风格上浸染了盛唐诗歌的共性色彩。孟浩然诗与“盛唐气象”间的关系,人们早已密切关注,但从其反映社会上层的宴饮游乐、普通农人的安宁祥和等生活场景的诗作揭示盛世气象的却并不多。盛唐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是孟浩然此类诗歌创作基调形成的社会基础;唐代行旅之风大盛,对孟浩然诗歌创作题材的撷取及盛唐气象的多样化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平生重交结,为多山水乐 --孟浩然的自我审视与人格追求

历来人们大多认为孟浩然的归隐源于仕途上的挫折和政治的毫无出路,这一看法有些一厢情愿,忽略了对孟浩然自身兴趣的关注.虽然有关孟浩然的史料相当稀少,但从现存他的诗歌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山水的爱好是由衷的.这决定了他交游的对象、他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风格.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襄阳山水及文化对孟浩然隐逸的影响

孟浩然之隐逸除了受到个人际遇以及时代影响之外,与其家乡襄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襄阳的自然风光、隐逸传统、民风民俗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孟浩然的诗歌创作。本文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孟浩然的诗歌进行阐述与分析。     

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有程度不等的“以诗为词”现象,论证李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从而否定有的研究者认为清照此语仅是对苏轼一人的批评的结论。     

柳梦寅的诗歌理论

柳梦寅是朝鲜李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其代表作《於于野谈》是研究李朝中期文化思想和文学、美学观点的可贵资料。《於于野谈》卷三《学艺篇》中论诗的内容有很多，这些内容较集中地阐明了柳梦寅的诗歌理论，即在诗歌本质上强调“诗者言志”，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博学而后才可以作诗，在诗歌的功用方面认为诗关讽教、不平则鸣，而在诗歌的批评方面则以唐诗为批评标准。     

苏轼拘泥形似的艺术批评初探

对苏轼的形神观,至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重主观美、重神似而忽视形似;一种认为他重神似,也重形似,重主观也重客观。前名显然是一种误会,后者更接近苏轼真貌,但忽视了苏轼在艺术批评上拘泥于形似的局限。这局限主要表现在苏轼文论中的“理”上。苏轼“理”的内容,主要指事物客观规律。在理论批评上,苏轼十分重视“理”的掌握和表现,强调“循物之理”,以“理”作为衡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标准,这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不乏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不过,艺术的“循物之理”,是有所取弃的。它要循的是艺术所要表现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地去遵循。苏轼的“理”,正有一切循乎自然的自然主义色彩,对艺术所应表现的客观事物本质规律和不属艺术所应表     

试论《西清诗话》与《庚溪诗话》对苏轼评诗的不同倾向性——以苏评曾肇《扈跸诗》为例

宋蔡絛所著《西清诗话》与陈严肖所著《庚溪诗话》中均有苏东坡评曾肇《扈跸诗》的记载,但二者对于苏轼的评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前者认为苏轼此论重在批评曾肇诗用韵险僻,故谓其“唱首多辣气”;后者却举《离骚》之例,认为曾肇此诗虽押险韵,却“可谓工矣”;同时认为东坡为人“慷慨嫉恶”,断然不肯“效闾阎以鄙语相詈”,并认为蔡论是对苏轼的污蔑,是“误后人心术”之论.本文从分析上述二者大相径庭的论点入手,在结合相关材料对其中所表现的作者倾向性进行分析和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论孟浩然诗歌的语言艺术

论文论述了孟浩然诗歌的词汇、造句、修辞和语言的艺术特色与创造。认为孟浩然诗的语言风格是平淡而新奇,大巧若拙,善于运用词性的搭配和句式变化,使诗的语言随思想情感的跌宕起伏而出现舒缓紧凑平和激烈的变化。孟浩然诗的语言是以自己时代的诗的语言为基础,吸收唐代的口语和唐以前的优美语言为特色,抒情语言中带有鲜明的叙述性,将平淡型的语言与豪放型和婉约型等多种类型的语言相结合,达到了自然高妙的境界。孟浩然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是盛唐前期诗人,对唐诗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文为诗”辨——关于唐宋诗变中一个文学观念的检讨

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以往人们比较重视从先秦到六朝之间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进程,而对于此后文学观念的变化特点,相对地关注较少。本文将“以文为诗”作为切入点,就不同的诗文关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诗文分论的背景下,诗歌创作往往面临着整体的文学观念的含混。其结果是,诗歌革新中审美趣味的游移不定或者诗学思想中复古倾向的蔓延     

苏轼与黄庭坚的词论

一、苏轼的词论我们首先从苏轼对自己词的批评来看其词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所上引《遁斋闲览》的记事中,载有苏轼的言语以及对这言语的批评: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据此看来,苏轼不擅于歌词,而且连街     

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