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大致处于一个欲迎还拒的状态。分析起来,特殊主义尽管具有某种历史理由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朝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     

道德理由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对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反思

道德理由是道德哲学的重要议题。从康德与休谟的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争,到今天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随着道德哲学的演进,在道德理由上争论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从论证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内在主义注重道德理由与个人行为动机之间的直接关联,却忽视了道德理由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强调道德理由必须要尊重外部的道德原则,却往往无力激发行为者以此行事。从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其实是反映了个人偏私的特殊性与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一个更加合理的道德理由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既是内在主义的,也是外在主义的。     

学园怀疑主义与希腊折衷主义

在阿尔凯西劳斯把怀疑主义引入中期柏拉图主义后,演变出了一种独特的学园怀疑主义.不同于皮浪怀疑主义,它反对纯粹的"不动心"立场,强调在悬置中持有"合理性"的立场;不同于斯多亚主义,它反对斯多亚主义僵化独断的知识论与道德观,强调经过悬置的知识与行动;在与罗马的实践理性结合后,它推动此后的哲学形成了折衷主义思潮.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

长期以来,审美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对它的界定却比较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性和严格的学理性。其实,在"生存"、"艺术"与"现代"的三维关联中,区分并考察审美主义的类型,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审美主义是有关生存与艺术的形而上构想,是有关现代的诊断与救治的方案。审美主义的表现形态是各种理论论述、艺术实践与生活实践。审美主义的主要类型有感性审美主义、游戏审美主义和神性审美主义,各种审美主义的关联是其精神价值的本源,这种关联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已遭到致命的破坏。     

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方式之一:来自可错性论证

来自可错性论证是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方式之一,它可分为"来自知识来源可错的论证"、"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来自认识方法可错的论证"、"来自心灵与认识对象联系的可错的论证"、"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和"来自可能的论证".这种论证的错误在于误解了"可能"的含义.     

怀疑主义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双重身份

在《精神现象学》中,怀疑主义展现出"方法-形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展现为"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并且被规定为精神现象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展现为意识经验的形态之一,在"自我意识"中登场,介于"斯多葛主义"和"苦恼的意识"之间。阐明精神现象学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就可以看出,"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即辩证法,如何扬弃作为意识经验的环节之一的怀疑主义,黑格尔也由此实现了对怀疑主义的双重扬弃。     

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及其贡献——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渊源

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法治实践以立法为中心转为司法为中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受法治约束的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边界与抉择

司法克制主要是指法官遵照成文法或者前例作出司法决定,其与司法能动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实际操作意义上,二者只是行使裁量权的程度或大小不同而已。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都是一种司法的姿态,一种对待司法的主观态度。显然,司法能动主义倾向的是在法律适用上的实用主义,强调司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态度;而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的是维护司法独立和程序公正,强调法官作为审判者消极中立的态度。绝对的能动主义或者司法克制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司法行为亦是一项艺术,只有既有刚性又有灵活性的司法才最具有生命力。     

在语言困境中挣扎的诗人--浅论闻一多的语言体验

在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场关于语言的争论(语言工具论和本体论之争以及语言世界化和民族化之争),闻一多是在这个语言困境中挣扎的现代诗人.他虽然没有像西方海德格尔等人一样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的观点,但无论其学术著作还是文学创作都展现了他对于语言形式本身复杂的体验.闻一多对于语言的丰富体验是对语言工具论的坚定反驳,但在当时提倡世界语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遭遇痛苦、陷入孤寂的境地.     

读《孔子家语》札记

《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伪书”说的影响,人们对其价值仍然心存疑虑。其实,该书与包括《礼记》、《大戴礼记》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文献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细心将《家语》与之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确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曲考》不是《剧说》

<曲考>是一种古代戏曲目录,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刘致中却发表文章说,人们所讲的<曲考>,是<剧说>的初稿本.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刘说之误,认为历史上人们对<曲考>的记载是真实可信,不容否定的.<曲考>不是<剧说>.     

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只要存在着家庭,存在着父母子女关系,孔子关于孝的名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有其真理 性,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生态美学悖论：现代主义的失败，前现代的复活以及后现代的展望

如今我们知道出现了环境伦理学的一些事,这种伦理学为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并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所需要的道德规范进行论证。生态伦理学的那些原则的根据,是希望在富裕而文明的城市生活和为保住地球而考虑着有所节制这两者之间达成和谐关系,即是说,在消费和节制欲望之间达成和谐关系。因此,我们眼见到作为西方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主义的失败。那就是前现代的那种崇拜自然的怀旧情绪出现的原因。与此相当,现代美学,作为关于感性的哲学,也破产了。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设想生态美学是可能的。为什么现在需要生态美学呢?其实,我们面临着现代美学本身的危机。我们的现代性过渡到了后现代时代,在这过渡的当口,产生了一些人不曾经历过的情况:直接和真东西接触难了,真东西让关于不可眼见的对象的那些铺天盖地的信息给遮蔽了;媒体和政治势力的黑手控制着人们的经验;城市化和无所不在的矫揉造作,把对于自然的感觉弄得麻木不仁;数字符号弄出来的影像和言辞,把艺术呈现搞得毫无力度。在后现代性的展望中,为了帮助美学恢复其意义这一目的,我们应该构筑生态美学。这种美学应该恰当地处理人对自然的关系、经验中的敏感性的意义,以及城市性的消费生活等问题。我们应该恢复关于我们的原初经验的思考,这种经验将使我们对美学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价。     

在深切体验中建造自己的艺术世界——论蔡世平的旧体词创作

蔡世平的旧体词感受生活的真实,抒写真性情,追求一种终尚自然的艺术境界,建造起一个既丰富又纯净的审美世界,体现了作者关于旧体词创作的独特的审美理念。他的成功是能够给旧体词创作带来重要启示的。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试论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大管辖权之一。国际法院通过对重大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既促进了争端的解决,又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综合不同改革建议的基础上,认为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咨询请求权是扩大国际法咨询管辖权的最佳选择。     

伽达默尔的文本观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文本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作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之语言和文本有不可化约的关系,“在解释的基础之上,文本的概念在语言性结构中才成为一个中心概念。”更在于此在(dasein)就是“走向文本的存在”。从文本和理解的关系入手把文本定义为“被理解的真正给定之物”。伽达默尔文本观的贡献至少表现在:文本和解释共时存在,相互参与,使得文本获得了无限的开放性;文本意义的方向性和没有终极性的统一。这些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接受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