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禁烟”

郭嵩焘是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 ,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知名的政治家 ,外交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郭嵩焘“禁烟”一事展现了这位历史人物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和爱国之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清代禁烟时期(1796-1858)的鸦片走私组织研究

本文通过对鸦片走私组织的研究 ,阐明了清代禁烟时期的鸦片走私状况 ,试图说明在清代禁烟时期鸦片走私屡禁不止的原因。     

孙中山先生不同时期的禁烟措施及原因分析

孙中山先生对鸦片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禁烟运动。然而在不同时期,其提出的禁烟措施也有所不同。在1895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持有和平的改良思想,禁烟措施比较温和。1895年至1923年,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性和妥协性在禁烟措施上有明显的体现。1923年之后,孙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有了清醒的认识,禁烟措施更为彻底。     

抗日战争后期陕西陇县禁烟事件探析(1945-1948)

1945-1948年是民国政府肃清烟毒的重要时期。陇县处在陕西与甘肃的交界,烟毒问题极为复杂,伴随着各方权力之间的博弈和对利益的追求,烟毒问题也呈越来越严重之态势。在这一时期,陇县当地采取很多禁烟措施以解决这一顽疾。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愈发严厉,虽在民国36年烟毒趋势有所反弹,但整体来看仍向好的方向发展,效果也较明显。这对于研究地方政府的具体禁烟过程和陕西乃至全国的禁烟有重要意义。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西方政党思潮也伴随着西方政治学说一起传入中国。自清末新政开始,现代政党萌芽就已经出现,及至帝制崩溃,民国初成,西方各种关于民主共和的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形成一股股蔚为可观的风潮。其中政党政治作为西方国家现代政治的根基,给民国初年国内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进行深入的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从而理性的把握我国政党政治发展的道路。     

1927—1934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禁烟活动——以《申报》禁烟资料为考察依据

近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烟毒泛滥,民众深受其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禁烟。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的禁烟虽一度取得若干成效,但最终却归于失败。"断禁"后期公卖力量压倒断禁力量,是该地区由严禁重归弛禁的直接诱因;而中央政府缺乏彻底禁绝烟毒的决心,是这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

鸦片种植、交易及过境是民国时期右江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对鸦片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利用鸦片的经济作用,为根据地、为红军服务;利用鸦片的反作用,做好禁烟宣传,排除鸦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良影响。     

论民国初年兵变之特点

兵变就是以军人为主体的团体在内外因素激发下超越法律和军规而采取的严重集体越轨行为,具有特殊性、暴力性和越轨性三大本质属性。民国初年的兵变现象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时间特征、空间范围、行为类型、目标取向、形成原因、社会后果六个方面。     

浅析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禁烟法规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禁毒舆论的压力下,从1935年至1940年发起了一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禁烟禁毒法规:鄂豫皖"剿总"禁烟和腹地十省禁烟的法规,它为后来的禁烟立法奠定了基本框架和实践基础;"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前期禁烟立法繁多;后期立法是根据抗日需要对前期立法加以稍事修改后继续适用。这些立法为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和指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法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更没有内化成基层民众的内在需要和普遍认知,所以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民国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社会教育逐渐兴起。政府的主要举措有:明确社会教育性质及提出实施社会教育规划,成立管理通俗教育的相关机构,明确通俗教育的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障通俗教育顺利进行等。当时,北京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学校式社教机构和社会式社教机构来完成的。学校式社教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和注音字母传习所;社会式社教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阅报处、图书馆和公园。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种社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述论

民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共和民主政体的社会形势,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技术人才的要求,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清末新教育制度加以批判,同时,也对民初的教育状况或设计方案日渐不满,认为这是西洋工业化社会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在工业不甚发达、科学不太昌明且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并不适应。典型的是新教育体制与社会产业结构相脱离,书本教育不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学生生计出路及生产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于是,倡导实利主义教育,进而又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二者构成了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并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盐务

民国初年倪嗣冲整顿盐务,改革盐务运销模式,建立相应的盐务机构,加强缉私。这不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其军队获得必要的军饷,而且客观上也利于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和人民生活。他提出的"盐斤加价"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省级议会权力以及民众舆论力量得到初步的重视。     

民国初年有关制宪问题的争论——以马相伯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制定一部良善的宪法,是民国初年民主宪政实验的首要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制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作为原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研究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马相伯参与了民初宪法的研究与讨论。他从历史、国情与学理出发,阐述了宪法制定的立场和主张:在国家结构上,主张采行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赞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给予地方自治权力;在政体方面,主张实行总统制,加大行政权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此外,他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些观点与主张虽然并不完全从属于原立宪派,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派对于宪法问题之立场与意见。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思想与主张最终不自觉地为袁世凯进行专制集权统治所利用。马相伯的这一段政治经历为深入考察民初制宪之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个案,从中反映出制宪之争对于民初政治之影响。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民初山西所行村制 ,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 ,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他以实行编村、厘定村行政人员、推行村财务公开等为主要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开创了 2 0世纪中国行政村制度之先河     

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

孙中山从民初巩固党基与民主共和等方面阐述了党德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修明党德”需要党员“明白党义” ,“遵守党德”、“服从命令”与“国家” ,立志“做大事” ,努力“替众人来服务”、“为中华民国求幸福”。而政党严格纪律 ,党员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是达此目的的必要途径。这一党德重构成为孙中山道德思想的核心 ,决定其道德思想高于近代大众道德的精英化倾向 ,是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今仍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