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范围”概念考释

甲午年之季,伴随着西势东渐,"势力范围"流行于中国.该文通过语源学的深入考察,认为"势力范围"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出现,到形成一种国际法概念,经历了一个过程.传统国际法中"势力范围"是指列强掠夺非洲的过程中分割非洲的一种形式,是领土权的一种.以后,"势力范围"被政治家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无不与该列强的领土野心联系在一起.     

1902年中英商约述论

1902年中英商约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建议修订的商约,是中国关税自主运动的先声和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依据。在此次修约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具有了初步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和利权略有挽回。同时,这一商约的谈判与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朝着"深化"这一趋势发展,"经济侵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巩固和强化其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从形成到成熟的时代进程。     

江西近代铁路建设

在中国,铁路作为一种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而被引进来的。西方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了闭关的清朝帝国的大门,为了扩大对华侵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俄、英、美等国把修筑铁路提到对华侵略的日程之上,它们对清政府接连不断地提出在华修铁路的要求,但都被拒绝了。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湖,而攫取中国铁路权,则是列强侵略中国计划中的首要一环,所以它们争先恐后地利用不同方式吞噬中国的铁路权。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国一万多公里的主要铁路干线都被帝国主义各国控制着。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铁路的认识由肤浅转为深化,刘铁路的态度由排斥转为接受。一八八一年,为解决开平煤矿运煤的需要,建成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一唐胥铁路。中法战争后,倡议筑路     

民国初年多党制探析

民国初年出现的多党政治决非偶然,它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中国政党的产生是和列强入侵而激起的救亡图存、革新政治运动相联系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纷纷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中华民族被抛进了苦难的深渊。面对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如何把祖国从极端危险的局势下挽救出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边疆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边疆意识的进步,而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对于边疆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     

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开端

以往的研究认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德国强租胶州湾。我国几本近代史著作都持这样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事件,而忽视了这个历史事实的整个演变过程。事实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特征和实质内容,早在甲午战争前英法侵略云南的历史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也从即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就揭开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历史过程的序幕。这个时期英法对云南的争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明显例证,其特点在甲午战争后德俄日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再现。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社会自我批判机制中的人民主体作用及其引发的新时代深化改革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人体解剖"意蕴中"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社会自我批判包含"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两个环节及贯穿其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态势。前者是社会自我批判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辩证运动的两个环节;后者是贯穿在两个环节中的以国家权威批判和社会民众批判为现实运作的两种态势。人民是社会主体。人民群众根据自身利益既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结合中展开"批判的武器";又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结合中展开"武器的批判",从而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挥着根本作用。反映人民主体作用的"人民主体意识"是社会自我批判中"至圣的神"。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只有在贯穿于两个批判环节的结合中,进一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论国际法上领土争端裁判之历史性权利

历史性权利是为弥补时效在国际法理论上的不足而产生的一个理论概念。它是一系列国家主权行为长期累积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占领领土历史性与法律性的结合,历史性巩固是国家取得领土历史性权利的法律程序。历史性权利克服了与国家领土取得方式传统分类相关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它不仅适用于海洋争议领土,也适用于陆地争议领土。历史性权利已经成为国际领土争端司法裁判的理论依据。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德国与辛亥革命

在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中,德国无疑是当时干涉中国政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之一,而在此方面的专门著述却非常薄弱。本文揭示了德国出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而竭力 反对革命和竭力维护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现状,以确保其重点放在欧洲争霸上,说明了 以德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但德国的努力也在客观上维护了当时 中国的领土现状,使其免遭进一步侵犯。     

从嵌入到断裂:中国社会认同的轨迹变迁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为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而言,其实体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国家的结合,而嵌入性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体现这种联系的独特机制.进入近代,中国原有的朝贡体系崩溃,与世界的关系被纳入到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而全球化所引发的认同碎片化则使原来的嵌入体系被破坏,呈现一种断裂的过程.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

"英雄"概念中西不同、古今有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两大核心概念,"英雄"与"圣贤"概念也有质的不同。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实际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先秦时期"英"、"雄"虽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分别使用,但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以"圣贤"为核心概念的人物品格褒词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蕴含了"英雄"概念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经历两汉"英雄"新词的出现及初始使用,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广泛使用。以关注拨乱反正"英雄"和创业君臣"英雄"为两大焦点,"英雄"被用来代表一种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是整个社会层面普遍持续关注、反思的热点话题,刘邵也对"英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中国古典"英雄"概念遂告生成。     

消解"主体间性"难题

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主体间认同和交往困难,是哲学中传统的错误主体观念所制造的一个虚假理论问题.对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意识所抱的实体性和体验性两个教条,造成在"我"与"他"之间的认识论的非对称性,并最终产生逻辑上的主体间性障碍.其实,自我意识并非直接给定而不可分析,相反,"我"这一概念同样是一个具体的意识,有其意识形成结构.从普遍意识存在形式出发的分析表明,"我"是经历与"他"一样的反思历程后而形成的纯粹概念,"我"与"他"具有认识论对称关系,由此,主体间性成为先验可能的,从而根本消除了主体间性困难.     

理想女性与女性理想之间:高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及疏解

作为"传统的现代女人",高校高学历女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主体意识和成就动机,但在沉重的学术压力面前她们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作为"现代的传统女人",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往往面临"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已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则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多种角色压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疏解这些压力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从泛称到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中外文化史上,"革命"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革命"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定的涵义存在语义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继承了西方现代革命运动的政治文化精髓。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革命"最初是泛称的,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主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成为一种特指。由想象现代中国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也是一种泛称,它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成为一种修辞的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特指,是一种历史的定位。     

"非地方化"亲密联结: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特征

作为一种新的扩张方式,文化全球化突破了领土的藩篱,呈现出一种"非地方化"的趋势.虽然这种"非领土扩张化"文化暗含着侵略性,但其客观上增加了全球交往的亲密感,培育了"杂交文化",并为"内省的世界主义"的扩展增添了较多的可能性.     

20世纪初中国新知识界的国家主权思想

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性国家主权话语形成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清末新政崛起的新知识群体,借助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国际公法理论对国家主权的本质特征、主权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人民主权观作了全面深入地探讨,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国家主权思想。新知识界作为当时中国的新生社会阶层和重要变革力量,其国家主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谋求国家主权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商福公司与道清铁路

十九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到了以资本输出为主。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列强攫取了在中国创办工厂、开发矿山、设立银行、修筑铁路等特权,从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如能取得某一段铁路的投资建筑权,也就意味着垄断这段铁路沿线的资源,所以,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夺取铁路投资建筑权。英商福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攫取了道清铁路的投资建筑权的。 道(口)清(化)铁路始建于1902年,全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