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区农户满意度的IPA分析——以天津市华明镇为例

农户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最广泛的参与主体,农户满意是挂钩政策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以天津市华明镇为个案,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SPSS 17.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处理,运用IPA分析方法,对农户感知的各挂钩要素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并据此构建了方格图,提出可采用"继续努力"、"重点改进"、"不宜优先"、"不刻意追求"等策略来进一步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探讨——以江西省定南县为例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是当前土地管理的热点问题，也是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盘活存量土地、保障建设用地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对江西省定南县31个居民点用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实施挂钩的可行性，并提出城乡建设用地挂钩的政策建议。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对建设用地增量的调控——以长春市为例

提出一种基于经济发展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前提下预测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与增量的方法,并以长春市为例进行分析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长春市年均新增建设用地应该控制在2 000 ～3 500公顷,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最后提出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低效快速扩张的对策.     

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构建了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德宏州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现状和动态变化进行了评价,并分析总结了德宏州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保障措施,以期为德宏州乃至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土地集约利用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     

基于增减挂钩模式“迁村并点”效益探究——以邙山镇六村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对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的新思路,被广泛应用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对邙山镇六村居民点整治“迁村并点”的规划方案加以研究,探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迁村并点”模式下可取得的规划效益,“迁村并点”不仅可以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而且可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但最终的规划效益取决于方案的实施情况,所以在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为政府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参考;也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后的效益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土地资源使用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辽宁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土地供需矛盾及解决措施为例

自从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辽宁省建设用地需求突增,在土地供给数量受限的情况下,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针对辽宁省土地目前使用状况,在保证全省耕地占补平衡条件下,通过调整全省土地利用结构和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措施,增加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建设用地的有效供给,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丘陵地区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项目区为例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作为国家推出的一项重要的土地管理措施,在项目开展初期,没有成熟的运作模式和经验,应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文中对地处丘陵地区的重庆市北碚区静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项目区的可行性进行多方面研究,以充分认识挂钩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防止二次拆迁,侵占耕地和侵害农民权益,为丘陵地区"挂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参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性质与功能——基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启示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准确把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性质和功能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通过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进行政策梳理和比较分析,指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可复垦性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城乡土地的增减具有不可逆性。由于错误地利用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基本性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既没有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又没有确保经济的长远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作为国家粮食市场的"调节器"进行管理和保护。     

基于耕地保护视角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成效评价——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耕地保护内涵,以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采用基于AHP法的物元模型,进行福建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成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省级层面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成效呈中等水平,用地规模挖潜和盘活潜力有提升的空间;市级层面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成效多数呈良好和中等水平,沿海市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成效高,内陆市域建设用地利用相对粗放;县级层面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成效空间分布差异性显著,其集约利用水平与建设占用耕地比例、批地供地率、闲置土地处置率和供而未用土地处置率等评价指标相关。据此,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挖潜盘活建设用地;(2)完善用地审批系统,落实耕地占补平衡;(3)研究耕地价值补偿机制,提高占用耕地成本。     

两型社会建设中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问题探讨——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分析对象

集约利用建设用地是长株潭土地资源利用机制创新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应以交通建设为契机,推广人车人流节地模式、开发园区土地集约模式等成功做法,建立节约集约利用建设土地约束机制,加强建设用地控制标准建设评价工作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和改革,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     

城乡统筹下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创新研究——以重庆为案例

重庆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度体系作为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发展实验的阶段性成果,在优化城乡建设用地配置、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率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呈现,对全国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首先阐述了重庆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背景与动因,接着综合分析了重庆建设用地管理制度体系两大核心部分(宅基地复垦制度与地票制度)的政策内容、创新亮点与实施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重庆实践总结,提出了优化复垦节余土地规划开发环节、寻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等重庆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推广与改进的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选取长冶地区的典型乡镇作为实例 ,分析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呈现的主要特点、形式及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提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纳入土地有形市场 ,进行公开交易 ,建立规范的用地流转管理程序等措施     

破解土地要素制约的对策浅析——以绍兴为例

绍兴有水乡、鱼米之乡之美誉,但土地资源紧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必然的趋势.通过对绍兴土地利用现状的分析,寻找土地供需矛盾的原因所在,并探索以经济转型升级和土地盘活利用、集约利用、有效利用等方式,破解土地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     

“增减挂钩”制度在农村贫困治理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以云南省农村易地搬迁项目为例

"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新问题、新难题不断涌现,中国的贫困治理工作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开发的思路和办法。通过对云南省农村扶贫工作中易地搬迁项目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在这类项目推动过程中存在着宅基地用地不集约、村民债务压力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债务压力增加的问题。应依托当前"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给出的土地政策红利,结合已有的相关经验做法,将"增减挂钩"政策及在其基础上的指标交易制度与已有的易地搬迁等扶贫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从而有效解决易地搬迁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更为高效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理论解析——以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同意权为中心

在已经设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国家为他人设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否需要征得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同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采用不同模式会影响未来的土地立法方向。我国物权法应当赋予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同意权。在此基础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与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关系、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效力以及同意权人的范围、同意权的行使等问题,理论上都需要予以明确解答。     

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及其预测——以山西省为例

城镇用地规模预测和控制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山西省为例,在分析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基础上,研究了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力,采用两种数学模型预测了不同类型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规模。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绩效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依据需求与供给曲线从理论上探讨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土地市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以南京市为例,从用地配置、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公平四方面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缓解了土地供需矛盾,降低了土地市场均衡价格,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加,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创新的调查研究——以天津滨海新区东丽区华明镇宅基地换房为例

本文以宅基地换房为例,对天津滨海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创新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表明,华明镇在宅基地换房实施中,总体坚持了民主、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但是承包责任制不改变、耕地不减少的承诺没有实现.宅基地换房的目的是发展农村,农民的满意是该政策实施绩效的最终评定标准.华明镇的居住环境、保障体系有所完善,但没有得力措施保障农民就业,最终导致农民对宅基地换房政策是同意但不满意.本文调查结果表明,在该土地流转模式下政府必须加强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加强指导农民开创新的生活,同时建立更加透明的实施机制和更加有效的监督体制.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化:现实困境及机制重构——基于成都等地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践的思考

各地陆续开展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试点,既体现了土地指标配置的市场化突破,也因中央政府的风险防控需求、指标交易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地方政府权力的越位及缺位,而面临市场化程度不足和机制扭曲的困境。应当明确指标交易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警惕盲目扩大市场化引发指标交易制度异化的风险,以坚守底线与风险防范为前提,将指标交易定性为土地开发权转移的本土形态,统筹推进指标交易与"三块地"改革,重构指标交易市场化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