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文化与翻译中的“雅化”

译者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必然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加以变通,从而产生符合目的语文化的文本。由于中西文化在道德伦理价值观上的差异,在英汉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雅化"的方式对源语文本中不符合目的语文化的禁忌文化进行淡化。本文以文学翻译实例为佐证,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雅化"进行解读。     

从语篇等值看文化信息的翻译——《红楼梦》黛玉诗词中的文化缺省现象

从语篇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译者把负载着文化信息的原语篇进行加工处理,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语篇的形式,从而完成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这个交际过程涉及到原语作者、译者以及目的语读者。缺省是在交际过程中原语与目的语由于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原语信息的丧失以致产生解读的失败。因此,译者应该采取一定的策略尽量传递原语的信息,从而保存和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译本顺应与文本旅行

翻译是一种文化旅行,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一次旅行。当文本进入新的文化场域时,往往会受到新的主流文化的抵制,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探讨了文本旅行到新的时空场域中对目的语的顺应情况,并得出结论：翻译的全过程是个不断顺应和选择的过程。译者在理解原文的阶段,运用顺应理论,根据原语产生的时空背景,进行推理和探究,达到理解原作者交际意图的目的。译者在译文表达阶段,运用动态顺应的原理,在众多的语言中选择,找出最能让译语读者接受的语项,从而顺利地达到交际目的。     

从语用移情看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取舍

在翻译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两种语言中文化意象的错位。语用移情最终决定着原语意义与原语文化意象两者之间的取舍:译者要么站在原语和原作者的立场,保留原语中的文化意象,要么站在译入语和译入语读者的立场,用译入语的文化意象取代原语的文化意象,或舍弃原语文化意象,只译出原文的意义。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预设与重构

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沟通,更是文化之间的交融。译者首先要从原语和原作者的角度深入了解原语信息中的文化意象的预设,然后从文化态势对比等跨文化的因素出发,对译入语和其读者的文化预设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考虑文化交际的最终效果,译者可以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象进行适当的修润和创设,在译入语中对原语文化意象进行重构。     

翻译中文化语境的关联对译者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切入,来探悉译者母语文化语境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文化语境对译者的影响,也是从文化的维度,来说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是受着文化的极大影响的,译者的文化语境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及对文本的择取,这也就使得我们对异域社会才能有多种多样的了解;同时,文化语境影响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和内容,也就使得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新的解读。     

论翻译中的文化缺损与形象转换

在英汉互译中,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难于找到文化共核而进行形象转换,往往造成对原语文化意象的损害,因此,要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缺损和形象转换。     

论英汉语翻译中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

在英汉语翻译中,要达到”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译者必须对原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相应的转换,以便让目的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领略到原文作者的本意,为此,首先须在语际翻译中融入语内翻译这一过程,实现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过渡。     

论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和异化问题是近年来翻译界一直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是由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的。归化就是译者从译入语的读者的立场出发,将原语中的异国情调变成读者喜闻乐见的本国风味,是一种"读者向的"翻译。异化是一种"作者向的"翻译,即译者将译入语的读者引入作者及其文本。在实际翻译中,可以依势而定,通过强化信息增补、联想翻译法、概念翻译法等将两者相互交融起来。     

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诗学的赋值

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论佐藤春夫编译《车尘集》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倾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中心论得到确认。实践证明,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成为译者、原作者、原语篇、译语篇、读者之间发生交际和共鸣的"文化场"。这就使关注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成为解析原语和译入语如何互文沟通的关键。佐藤春夫以中国古代女性所作诗歌为原语文本编译的《车尘集》集中体现了他在多元化文化意识下建构审美倾向的过程以及中日两国之于古典文化的互文顺应关系。     

关联视角下的文化负载信息的可译性

文化负载信息是根植于某一特定文化中的词汇和表达形式,有其特定的内涵意义和语境依赖性,在其他文化中找不到完全的对等物。本文试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结合英汉,汉英翻译的实例,分析译者如何在两轮明示一推理过程中,找到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最佳关联,一种阐释性相似,实现文化负载信息的可译。     

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翻译价值

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文化立场,向来在翻译界引起激烈争论。翻译实质上是两个文化之间的转换,并非局限于符号学或者文字内部。普遍观点认为翻译过程中应更多的考虑把原语的文化,风俗和内涵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主张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可从三方面进行阐释:一是异化策略符合翻译标准中"信"的要求;二是翻译中采用异化手段能够更好地传达原语文化,满足译文读者了解原语国家的好奇心;三是翻译中采用异化手段可以丰富目的语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语篇连贯中的文化语境及其翻译策略

语篇连贯不仅是语篇的特征,更是决定语篇翻译成功与否的保障之一。从语篇分析角度来看,文化语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实现语篇连贯的隐含手段,它对语篇连贯与翻译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密切结合两种文化语境,对原文加深理解,并针对原语文化语境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确保在译语中体现原文的连贯、取得传神达意的效果。     

论跨文化翻译的关联理论诠释

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可以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寻求关联的跨文化“明示一推理”过程。译者站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在原语认知环境中寻求关联并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做出动态适应。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交际做了新的诠释,合理地解释了跨文化翻译的过程。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论接受美学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兼析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四个汉译本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一方面要能动地、创造性地阅读原语本文;另一方面,作为创作主体,译者也需要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主体作用,正确并具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使读者尽可能地享受到原语读者在阅读原语本文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四个汉译本各具特色,从多个角度展示了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作品中的运用,满足了不同风格的读者的需求。由此看出文学翻译活动具有开放性,在翻译过程中要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同时再兼顾读者的能动性,使得译者与读者的视阈相融合,取得良好的效果。     

译者主体性在电影翻译中的体现——《卧虎藏龙》的英文字幕研究

以《卧虎藏龙》的英文字幕研究为例,指出由于目的语和原语的语言形式、文化特征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电影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与原作者进行妥协和竞争。通过妥协,译者向目的语观众展现了原作的风格和文化信息。通过竞争,以目的语观众易于理解、便于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翻译原作,使目的语观众尽可能达到与原语观众相同的审美感受和体验。     

隐喻的认知观与隐喻翻译策略

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言的异体表达方式,隐喻翻译是以修辞为取向的.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借助已知事物认识未知事物的普遍性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隐喻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应以认知为取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从认知的角度分析隐喻产生的心理基础及其隐含的文化信息,并据此确定相应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向目的语读者准确完整地传达原语文本信息.     

试谈关联翻译理论下的译者的主体性

根据关联翻译理论,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明示一推理活动,是语言交际的一种方式.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对原文认知的主体、对原文阐释的主体和在源语转换过程中的主体的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的掌握、翻译策略的选择、原文的理解以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主体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