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财政分权与地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分析

目前,我国地方高等教育面临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这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固有缺陷、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地方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步伐、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投资的方向上的博弈等因素息息相关,对此,应从改进分权体制、提高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拓展地方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等方面加以解决.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基于我国2000年—2018年间省级层面数据,通过构建包含滞后项的动态联立方程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放松环境规制在短时期内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但恶化的生态环境会加重政府卫生支出负担。(2)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政府扩大公共卫生支出水平提供了可能;而充分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可以补偿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改善劳动力身体素质,进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3)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政治晋升和发展激励的选择,分权程度与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均呈现负向关系。因此,协调处理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者之间关系,是政策制定的重点。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我国地方公共财政的层次性定位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对财政配置模式的客观要求。因而传统体制下由政府财政包揽投资的国有企业必须收缩战线,在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三改一加强”中得到发展。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调整和重组、财政模式的转换同政府职能转变及行政机构改革互相依存、互为条件。所以,公共财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公共财政在省级财政、市县财政和乡镇财政之间,便显示出职能分工明确的层次性。     

转轨国家的财产税改革

20世纪90年代,转轨国家普遍推行财产税改革。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同样面临着产权的重新界定、财政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借鉴转轨国家的经验,我国财产税的完善应当从采用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化计税依据、改革税收管理体制、提高财产税的征管水平等方面入手,以满足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财政的需要。     

财政分权、教育发展对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构造了财政分权、教育发展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模型。综合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高等教育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存在区域差异,从中反映出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同时,财政分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阻碍了初等教育的发展,反映出地方财政偏好经济建设支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扭曲,层级教育发展非均衡矛盾突出,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广西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广西2000年-2008年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影响因素与教育支出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可知,人口规模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最明显;财政分权程度和城市化程度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较明显;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产生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最弱。提高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效率,应增加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总量,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财政分权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高度集权并且仍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策导向涵义。肯定2 0余年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意味着我国应将财政分权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但是,我国下一步财政分权改革并不在于是否要继续提高地方财政收支占全部财政收支的比重,而应该是规范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各项制度安排。     

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之探讨

从分权有利于效率的增进、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中央与地方间分权的积极性,并提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权应遵循的依据:经济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收人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职能。     

均等化视角下公共物品供给的可及性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

构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理论模型,测量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可及程度,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可及效应较为显著,并呈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这是由于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支持力度,大规模财政支出有助于缓解公共服务供给经费不足问题。应该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政府建立比较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贡献出最优的努力水平,实现整个国家层面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战略。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在严峻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形势下,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逐渐增大。本文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地级市城投债为例,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地级市城投债规模激增的重要驱动因素。“省直管县”改革导致已改革地级市的发债概率、发债规模和单次发债金额均比未改革地级市高。“省直管县”改革强度越大,相关地区城投债的发行概率及规模也越大,“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财政自给程度下降显著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财政赤字与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发行。     

当前农民负担“锁定”：基于对分税制缺陷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分税制改革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旨在摆脱“国家能力”被削弱的窘境而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使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对发挥财政的经济管理职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分税制的运行加速了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规模扩张,加剧了地方（基层）财政困难程度,成为农民负担难以减轻的重要制度原因。规避分税制所引致的问题,重新厘定中央政府角色、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至关重要。     

财政结余视角下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滞缓的成因

基于财政结余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支出预算执行进度滞缓成因进行研究表明,支出增长驱动是我国地方财政结余膨胀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效率下降、政府预算最大化倾向增强,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超过了公共服务需求和实际成本,为财政结余创造了空间.地方财政分权是缓解地方财政支出驱动结余增长的重要机制:地方财政分权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加快了支出进度,削弱了支出规模对财政结余的扩张效应;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并进而遏制了财政结余的膨胀.建议加强地方预算硬约束,控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度扩张;同时提高财政结余管理的制度化,持续强化对财政结余的清理整顿;此外还应提高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加强市县政府收入分权.     

试论财政分权中制度供给的关键性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权的分配问题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权力分配之一。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量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或实现程度。我国的财政分权实践已历尽二十余年,如何建立规范财政分权制度以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是完善我国财政分权的关键所在。笔者在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设计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制度设计的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与政府基础教育支出

利用1997—2005年分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努力程度,对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这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存在对于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机制。另外,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之间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关系,财政支出相对水平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的影响是负的,反腐败、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显著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