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现代化与和谐农村的建构

农村宗族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从功能上呈现出负向、中性、正向的级态分布。它们对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意义也大致呈现出从消极意义居多到积极意义居多的变化。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宗族之维关键是发展好农村经济,促进宗族的不断自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宗族在政治稳定、文化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

清代的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很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故此.通过以清代万载县的第一大宗族--辛氏宗族为个案来解读这种自治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清代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宗族文化

本文采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 ,分析了近现代社会以来国家强度进入农村社会的过程中 ,农村宗族文化的嬗变及其功能的消解 ;指出了国家调整农村政治关系的过程中 ,农村宗族文化与现代制度文明实现对接与融合的价值合理性     

江西老区农村社会事业现状分析与发展机制研究

由于区位因素、自然条件、历史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政策等因素影响,江西老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老区农村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推进老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必须打破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建立覆盖老区农村的城乡公共财政体制;必须建立老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有效供给机制;必须建立有效的扶贫开发机制;必须建立促进老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人才保障机制.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

宗族聚居指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同姓聚居一里甚至数里的现象,两汉时代宗族重建时期之聚族而居现象也正好处于复苏时期,对此不应估计过高。一里之中并非纯然为一姓聚居。还远达不到象宋明以后那种“一族所聚,动辄数里或十数里……无异姓杂处”的程度。到东汉末年,宗族聚居现象已较为普遍。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瓦解与重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对农村宗族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亿万农民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逐步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附属于农村宗族的一系列因素逐步解体和转型,在新的阶级领导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解体和转型的因素或是消失,或是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定位和建构,并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例

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更高级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影响家庭形态的家庭结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步迈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一不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以翔实数据揭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在人数、类型、规模等方面变化的情况。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徽州古村“文会”

烟花三月，清明时节，回故乡农村扫墓。来去匆匆，只是顺道寻访了心仪己久的徽州两处古村“文会”旧址。古代徽州乡村文会组织很普遍，它既是文人结社，研讨诗文的聚会，又是文人出面在本地及时调解宗族间、乡民间纠纷，消除人民内部矛盾，构筑农村和谐社会的自治组织，在徽州社会文化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洛阳桥与古代泉州社会

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跨海梁式大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对古代泉州社会有重要历史影响.大桥的建成重新塑造了古代泉州地理交通格局,促进了泉州港经济商贸发展,凸显出特殊军事地理价值.洛阳桥与古代泉州佛教发展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僧人参与建桥修桥,佛教建筑的兴建以及佛教信仰的流行.古代泉州民间信仰兴盛,双忠信仰、通远王信仰、玄天上帝信仰、洛阳桥神都与洛阳桥有关.围绕着洛阳桥,产生了洛阳桥谶谣、洛阳桥德政、洛阳桥文学、"洛阳桥"符号,成为古代泉州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湖南灾荒与社会骚动

自然灾害若达到一定烈度,除了造成人口死亡、田园毁损之外,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当生命也因饥荒受到严重危胁的死亡关头,灾民会做出道德失范、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湖南历史上因灾荒引发的农民造反或民变不胜枚举。这些暴烈行为对社会生产力和道德规范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和冲击力。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江西社会和谐发展的综合评价与对策研究

社会和谐是建设和谐平安江西的重要内容.文章根据和谐社会的内涵,构建江西社会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从2000年到2008年江西社会和谐发展进程进行评价,得到的结论是江西一直朝着社会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文章还对如何推动江西社会和谐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与当今农村社会信任--基于一项调查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发展农村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