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到“赋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以H省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为分析对象

分化性社会格局下,社区治理需要改变目前社区无权状态,而当下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是实践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中,制度赋权、社区赋权与增能技术良性互动、相互交织。其中,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环境、社区赋权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增能技术使居民的参与更加趋向理性化,他们共同肩负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微环境、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重任,是我国当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新机制。     

对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实证调研

居民参与意识是社区发展和社会民主体制建立的必备内容和要求。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实证调研 ,初步厘清了影响居民参与意识的内外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社区物质环境和社区文化、制度建设乃培育和提升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关键     

赋权与增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以成都市社区建设为例

城市社区参与不足一直是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文章以成都市社区建设实践为例,引入增权视角,讨论了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原因及对策,认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及社区居民权能的缺失,结合成都市实践,提出"赋权与增能"是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通过个体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增加社区及社区居民的权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     

民主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有序政治参与的时代要求

"依赖—庇护"、"委托—代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以"合作—协商"为价值原则指导下的社区民主治理,可以有效促成居民理性有序的社区政治参与,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因此,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及其治理体系的认知、信任与认同,增强党和政府权威部门对政治参与的价值引导与制度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沟通、疏导、组织化作用等社区协商民主路径,促进居民对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认同与归属,加强社区民主参与的整合与引导,提高社区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建设,从而最终提升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质量。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未来进路——L社区的十年追踪研究(2008-2018年)

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关键内容,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在城市社区中,多民族社区由于异质性突出对实现治理有更迫切的需求与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治理结构的角度切入,选取兰州市L社区为案例,通过对该社区2008年、2018年的田野调查,归纳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此类社区实现治理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治理语境影响下,城市多民族社区参与治理的组织已趋于多元,但社区居民一直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参与治理的组织呈现出弱网络合作关系,制度与资源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未来在社区治理主体培育方面,突破的重点是居民参与;为形成多民族社区内各参与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需加强制度供给和提升组织的资源汲取及互给能力。     

你的社区你做主吗？——住房产权对业主治权实现影响的实证分析

住房制度改革促使城市社区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权变革是否促进了城市社区业主居民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治权落实？本文从产权身份及产权利益认知两个角度,系统考察了业主居民的产权身份、产权利益认知及制度规则认知对他们在社区共有产权利益维护、社区治理主体产生过程及物业服务公司产生过程中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利用问卷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研究发现,业主居民的产权身份这个事实并不会自动地影响到他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行为,对产权利益及制度规则的认知是促使他们落实社区治理治权的重要变量。因此,未来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要更加注重业主教育和参与能力的提升。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现状及其途径探讨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民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提升,现实生活中,民众参与社区建设呈现参与率偏低、参与的能动性不高、参与方式单一、参与人员分布不均、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活动持续性不够等特点。可见,民众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最为艰巨的环节。因此,要从培育社区意识、塑造公民精神,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社区自治,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等途径,为居民提供更多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进而保障居民利益,使之进一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武汉市T社区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人员流动性增大,城市社区居民间关系淡漠、社区共同体意识式微、治理主体缺位的被动局面阻滞了社区治理的有效实现。对武汉市T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表明,多样化的社区文化建设功能不仅体现为文化自豪感、文化认同的强化,更着重表现为居民在共享文化意识中可能形成的超越个人私利的关注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自治意识等公共精神,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区治理格局。因此从调动居民参与、突出社区文化个性、系统化社区文化建设、强化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来提升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高度,以期激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及特点研究——以某混合社区为例

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信任是在现代化发展与传统伦理本位文化延续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在两者影响下城市社区信任呈现为:人际信任愿望强烈,但信任感低,基于社区交往的趣缘信任渐成社区人际信任主要来源;制度信任培育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提升制度信任水平;鼓励居民参与,提升人际信任水平.     

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区治理历经多年的发展,如今社区治理面临单一科层制体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治理资源有效分配不足、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等难题,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区的公共性不足。公共性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支撑,纵向科层制与横向自组织之间的“嵌入式”合作治理模式应作为我国城市社区基层的治理模式选择,发挥参与社区治理的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扩大群众参与面,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内涵入手,以公共价值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社区公共价值的构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剖析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有效性实现的深层原因,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组织视角下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状况分析——以广东汕头市D社区为个案

城市社区建设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总体水平偏低,如何提高居民参与水平,成为社区建设的一道难题。从组织视角剖析社区居委会在居民参与中的作用,研究其如何影响居民参与水平,优化居民参与的组织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区块链赋能城市社区治理及其实现路径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依然存在治理主体的角色模糊、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区块链与社区治理创新理念有着高度的耦合性,把区块链思维引入城市社区治理,有助于破解信任困境、凝聚社区共识、推进共享共治,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区块链赋能社区治理,必须发挥政策优势,完善区块链治理架构。“链上社区”凝聚共识,推进城市社区善治;智“链”百姓,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增信助力筑“心桥”,增强社区治理效能。     

成都市社区参与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

社区参与问题是社区建设中深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 ,主要就成都市居民的社区参与现状进行了描述 ,并对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