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

上海近代商会的历史沿革商会是中国商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期的客观产儿。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演变,到１９世纪末,近代商会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渐趋形成。物质基础方面,中国的近代商业资本和近代金融资本（包括资本主义化的钱庄资本和新式银行资本）已初具规模;思想观念方面,发展近代商业、“讲商学、创商报、立商会”的热潮涌动于国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不同于封建行会的近代商会诞生于２０世纪之初,创立于１９０２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开启了中国商会组织的先河。稍晚时,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

1902年后,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当时,负责英国政府进行修订“商约”谈判的     

孙中山创办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的活动及其影响

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商业团体。此前关于广东商人和商业团体的著述中,谈及该组织时仅仅是一语带过而已,有些著作甚至称其成立于1924年,也有称是由广州市商会与总商会共同创办。本文论述孙中山为了改变广东商界不关心政治的心理,发动商人积极参与民主革命事业,从而设立这一新的商业团体。探讨这个新组织产生的背景、筹办的经过、成立后的一些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效应等一系列问题。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

1843年上海开埠后,浙江商人及时切入上海近代商业经营,并逐渐向近代工矿、金融等业发展,在上海经济近代化初期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辛亥以后,沪上浙商在许多行业出现资本集中趋势,形成诸多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商人还基本控制了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这是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     

1902年中英商约述论

1902年中英商约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建议修订的商约,是中国关税自主运动的先声和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依据。在此次修约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具有了初步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和利权略有挽回。同时,这一商约的谈判与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朝着"深化"这一趋势发展,"经济侵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巩固和强化其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从形成到成熟的时代进程。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商会与清末民初奉天省城市化进程

日俄战后,为减少或缓解列强对奉天省商业压力以及推动奉天省城市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奉天省商会在官方倡导扶助下成立。商会成立后,在重构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俄政治经济侵略的主动抗争。     

晚清民国时期在湘江西商帮的分化与同业融合

地域商帮组织经过明中后期及清中前期的发展,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地域商人组织的双重分化演变,反映了商人团体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谋求自身与社会的协调共处,同时说明商会、同业组织、同乡会均根植干中国本土.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的商会职能及其启示

《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为推动并规范商会的产生与发展,以实现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目的的所谓新政举措之一。《章程》中对商会职能的规范可概述为:保护商人利益,推动商业振兴;宏观管理中的下情上达;互通商情,处置意外;仲裁国内商事,调处涉外纠纷;代办商业注册,担当信用公正;印制规范帐簿,负责推广施行;动用商会公积金,扶持保护地方商业大户;打击不法商贩,维护商业秩序;代为申报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章程》的出台无疑推动了当时商会的规范与发展,而有关商会职能的规范,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发展行业性社团等民间组织,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民国时期潮汕商人的跨域互动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潮汕商人跨域经营明显,旅外潮商遍布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暹罗等地。由于旅外潮汕商人力量强大,且与家乡往来密切,使得旅外潮商的跨域互动成为影响汕头政局和政商博弈结果的重要因素。旅外潮商常常为本土商人提供舆论支持和资金援助等,成为其重要外援。当汕头商人内部分裂,旅外商人与汕头商会利益相违背之时,也会指责商会,请求政府介入,以维护商业稳定。透过民国时期潮商跨域互动及其影响,可以发现域外力量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政商力量的消涨。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代“商人节”纪念中广东报纸的作用与影响

在近代广东商人节纪念中,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诸多报纸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发表"社论"、"评论"阐述商人节的重要意义,为商请命表达商人的意愿要求,报道商界纪念商人节各项活动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强调商业的作用并呼吁政府和社会予以重视,向商界提出希望以帮助其自我完善,另还在商人节刊登专门广告。如此种种,不仅对于商人节纪念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对于促进工商业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冀州帮”与保定近代商业

近代以降,冀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愈来愈多,从地域来看,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保定的冀州商人主要经营布线业,在商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传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保定商业的发展。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

上海的山东商业行帮由来已久,早在清代顺治年间就与关东帮合建了关山东公所,为最早的山东同乡团体。山东商帮由于长期在沪经商,受上海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民族意识极为强烈。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引发了五四运动。在事关桑梓之际,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不仅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而且站到了上海各商帮的前列,将“保家”和“卫国”结合在一起了。笔者试对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的斗争作一论述,从一个侧面透视上海客籍商帮在五四运动中的斗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