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惜生情怀及对非人类生命救助

人类要合理收受自然的“馈赠”及“回报”,首先要有惜生情怀,有善性的姿态,能有机和谐修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条件下与非人类生命同行有机—过程。人本是“善性”存在,理应对非人类的万物生命怀有尊重感和怜悯之情。非人类生物的生命能够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成为关系性的“中介”,呈现文学的一种本有之态。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协同调节,与人的物性肌体相契合,合力作用生命有机体。文学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使生命机体能够有精神导向性。文学叙事的惜生情怀,能够畅叙生命,其关注点不只在人的自体生命,更在明晰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有机交往。非人类生命的生物习性和独有的坚守、韧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及相互间互动、互生机理的适应且遵循,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对此深层认知及体认,不仅能使人类习得对非人类生命救助的技法及策略,更能成为人类自我守持的必选之策。对于文学而言,惜生也好,救助也好,既能解构一种“最后”之境,也能通过朝向未来的伦理叙事明晰当代人如何为子孙后代行伦理善事。     

“人的发现”中的三重维度：高校中文写作的“创意”转向——一种基于现象学伦理转向的分析

在高校的中文写作课程中融入“创意”,写作课程就更有能力承担起教育伦理中理解与尊重的诉求。但创意写作中的“创意”并不意味着无限制地追求主体性,而是基于承认差异性的共在。现象学伦理转向为写作课程的“创意”转向与教育伦理同构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参考,使融入“创意”的写作课程成为以“人的发现”为目标的生命教育。“人的发现”有三重维度,分别是发现自我、他者与生命。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作为创意主体,经历了以重构文学中的人学精神、承认他者的绝对异质性、以本真性塑造内在道德的三个过程,使教育伦理中的理解与尊重得以生成。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模式及特性——对“易道生生”的义理解读

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儒家围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并以天、命、性、道诸概念逻辑架构出一个相应的生命义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形上的维度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颇有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的身心工夫论。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伦理之“常”与作品生命之“长”

文学伦理是从对文字符号的阅读、领悟转化而来的伦理体验,伦理观的传递主要是由作家的伦理意识、作品的伦理形象、文字的伦理表达来完成的.作家的伦理意识既要啮合于现实生存伦理,又要在这实存中提纯出伦理之“常”;伦理形象往往因承载思潮、观念、习俗等诸多元素而善恶模糊,可以导致“多靶向”的流传;伦理叙事是用文学性语言说出的别样话语,它并非是训诫与说服,却承载着训诫与说服的功能.文学要在生活常态之中寻求伦理的超越,才能完善文学的功能指向,使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得以持久.     

池田大作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池田先生在其“佛即生命”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蕴涵人类普遍价值之生命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规范,进一步在“生命的尊严”基础上拓展了人类幸福的建构以及环境伦理思想,最后又统一在世界和平价值理念之中。由此,他的生命伦理思想从“生命尊严”这一根本出发,融合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具体层面上对伦理规范的理论考察。而池田先生“人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应用生命伦理规范,从而实现“生命的世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形式主义“文学性观”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观”认为文学形式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这一观点如应用于文学翻译则有特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对“重意轻形”的翻译传统进行重新审视,本着翻译的“差异性伦理”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形式与意旨,同时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的形式予以足够的关注,不轻易牺牲原文的形式,做到文学翻译的形神兼具、形神俱佳.     

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一味趋新之教训的反思

从梁启超、《新青年》《新潮》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求新乃至一味趋新的传统.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一味趋新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一味趋新很容易以“新”排除其他文学形态,从而导向文化专制,“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就是一味趋新的悲剧结果;而新时期之后的趋新所遇到的尴尬又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从文学史撰写的角度看,一味趋新容易造成文学史的单向度与单一化,而不能将文学史复杂多变的立体运行结构呈现出来.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宓、梁实秋等人就对新文化的一味趋新提出了质疑;而林毓生在“文革”之后提出“比慢”的命题与李泽厚假设当年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可能走上富强的国家,就已经暗含着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一味趋新的批判反省.     

生态批评的建设性、公共性及介入性

生态批评是实在的,建设性的,既经由文学阐释活动而直指现实,其评价又会指涉人们的具体活动方式。生态批评以无尽的情意与想象情调来发现、审思、理解、体味人在系统整体及有机性条件下的生存活动,在话语表达、文本阐释/重释中鉴析人的生态境况,在追索生态有机共荣及“万物一体”中把握人的存在的“本根性”。由此,生态批评拓展了文学活动的公共性视野,以生命体验的介入性,阐释评价、理论策动及价值展示,力主确证人何以能够在有机—过程中,在精神—审美的境界体验中彰显魅力。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论梭罗的自然观

梭罗是生态主义文学的先驱。《瓦尔登湖》集中体现了其自然观的三维结构:自然是美的,世界之美在于自然;自然是生命的,自然之美本于生命;自然界生命是平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其自然伦理意识给后世以极大影响。     

"醇儒"化: 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则“有德”而平庸,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醇儒”化的结果。《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成为某种抽象道德观念的化身,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回归“人”的生命：幼儿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本质应然

在教师作为“人”的语境中,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应然地指向“人”生命的成长：伦理始于人生命客观存在的需要,长于己身与他者生命的联结,始终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然而,生命与伦理的应然关系在幼儿教师专业伦理的构建取向、培育内容和发展路径中都没有得到重视,更无法发挥效用。因此,幼儿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需得回归到教师作为“人”的生命,以生命之幸福引领取向,以生命之价值滋养关系,以生命之力量支撑发展。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的当代生态价值解读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孔子的“爱人及物”思想和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仁爱”为一切生命原则．热爱生命、敬畏自然、惜生及物和悯人爱物;二是以完善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强调君手人格的培养。孔、孟“仁爱”思想的当代生态伦理价值体现在：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有助于形成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能够弘扬“仁爱”精神,重视生态保护;有助于培养君子生态伦理人格,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     

儒家五伦观与佛教六方说比较 ——以《孟子》和《善生经》为中心

由于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及隋唐后佛教内重大乘而轻小乘的倾向等因素,在汉地,《善生经》所揭示“六方”伦理长期沉寂,迨至近代太虚大师始倡扬之。孟子的“五伦”说与佛教的“六方”伦理之间有相似的特性,如：在学说提出上皆来自圣贤的教化,在施教对象上都面临着当时社会等级差异性,在各伦之间的地位上皆具有不平等性,在对人重视上都以物质富足为先导再重教化等。但两者的立意及归宿却是不同的,孟子的“五伦”说是其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落脚点,而佛教的六方说虽也注重世间伦理建设,劝人止恶行善而求今生善,但其根本上是以超越轮回、了脱生死为目的的,世间伦理建设是其方便、手段及道场。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论生命的本真与意义

在探讨人之生命本真的问题时,必须联系到人之“生”与“死”两个方面,所以,虽然每个人之人生都显现为生命在时间长河中一维性的流逝,但却内含三重性:一是生理性血缘生命;二是人际性社会生命;三是精神性超越生命,此之谓生命本真。人们只有真正意识到并自觉地从生命的三重性出发安排人生,才能引伸出正确的生命意识,拥有合理的生活态度,减少人生中的痛苦而获得幸福与快乐。     

转型期人文精神的现状论析

社会转型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变革过程,现阶段在人文精神确立上面对着各种矛盾现象,表现在物质空间趋大、精神空间趋小;法制观念趋强、伦理观念趋弱;个体本位趋重、集体本位趋弱等。为此,有必要处理好诸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的相辅并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辩证统一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