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前期《诗经》研究的主要特征

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此时出现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的《诗集传》。而对《诗序》发生全面怀疑以及守序派与废序派的激烈论争 ,乃是此时《诗经》研究的最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诗经》研究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     

子思派《诗》学及其道德化倾向

子思、孟子、荀子代表着战国儒家中的三派，孟子代表的是王道派，荀子代表的是制度派，而子思则代表道德派。子思一派的《诗经》传本与今本《诗经》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是战国众多传本中的一种。此派于《诗》没有多少解读性的话语，而全部指向了人伦道德的兴喻与确立。《诗》在这里已不再是“礼”的说明书，而变成了修养心性、完善人格的精神法典，体现出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马端临《文献通考》“诗序”观考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论<诗经>,但在<诗经>研究上独树一帜,不为时代风气所左右.马端临认为<诗序>的作者,既非孔子、子夏,亦非卫宏、国史,盖非一人之言.<诗序>的出现乃是或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在尊序废序问题上,马端临力主尊序,反对欧阳修、朱熹以来废序的做法,认为<诗序>对于<诗经>来说,不可或缺.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诗经》与宣姜：被理解的和被误解的

受传统的《诗经》阐释学和“美色误国”观念的影响,在《诗经》的《邶风》和《风》29首诗中,有11首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与宣姜有关。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记载的详细考察,从诗歌本文的实际出发,对《诗经》与宣委这一千古争论不休的论题进行辨析,认为过多地把《诗经》的内容牵附到宣姜身上是不合理的,《诗经》中有关她的诗只有《新台》、《君子偕老》和《墙有茨》三首。     

陶渊明《述酒》新解

陶渊明《述酒》新解袁达陶渊明的《述酒》是一首难解而又重要的诗。对《述酒》内涵的认识，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可解派，这派人一方面认为《述酒》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却尝试以史解诗。一种是不可解派，认为《述酒》深奥玄秘，难以索解。两派意见虽然不无道理，但他们的...     

朱熹的《诗经》说与《毛诗序》

朱熹是宋学派《诗经》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诗经》学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对《毛诗序》(以下简称《诗序》或《序》)进行怀疑和批判。朱熹对《诗序》究竟作过哪些批判?朱熹自己对《诗》义的解说与《诗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文王化行南国与周人经营江汉

周文王的政教,化行乎南国之说,始自毛诗诗序。诗序在解说《诗经·周南、召南》时说: “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周南·汉广、汝坟》序,始言文王之化,《召南·甘棠、行露》以下序,始言召伯之教,文王之政。 “《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     

《蝃(虫东)》正解——诗旨辨说之一

蝃(虫东)东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 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古代治诗者对此诗旨意的理解,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这是《毛序》的说法。二、“刺奔女也。”认为是讽刺女子私奔的,以三家诗的《韩序》为代表。三、认为这首诗是“代宣姜答《新台》的,是刺卫宣公的,方玉润《诗经原始》持此说。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从宋代和民国两次废《序》运动看《诗经》学的转型

《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分别是《诗经》学史上两次极其重要的转型,这两次转型都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废《序》运动,其运动宗旨以及对新的《诗经》阐释方式的构建影响着《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的形成。废《序》运动推动了《诗经》学的转型。     

《氓》,特殊题材的爱情诗

关于《氓》的题旨，似乎早有定论，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认为，这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在诉说她的错误的爱情，不幸的婚姻，她的恨和她的决绝。袁梅先生在《诗经译注》中也说：“这是一首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上被欺骗，被遗弃后的怨歌。”以作品感动读者程度，作品有...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传统认为“汉学”盛于清世 ,实则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汉学”运动。《诗经》的复活 ,旨在打破朱子《诗》学的一统天下 ,寻求诗的原始意义。其间出现了三个流派 ,即尊序抑朱派、杂采汉宋派与辨正汉说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朱子《诗》学进行了冲击 ,为明代《诗》学带来了新生机。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