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元身份"作为一种以自我认知为起点的符号载体,包含着主体间的"爱""法律"及"价值"等承认形式,由此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奠定了共同体不同层面的关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国民"作为一种元身份的基础上,伴着"国民"身份与"子民"身份之间的斗争、妥协及其变异,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关系,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在国家主导的身份实践中,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交换过程,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政治与道德获得了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只有当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其主体性才能够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国家的身份设计与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个体的元身份史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设计,不仅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和情感归宿的基本界定,而且还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具体内容伴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公民”(“国民”)向“人民”再向“公民”的转变,社会秩序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当下中国个体的元身份还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之中,一种整体性的身份设计策略无疑成为了国家构建理性的重要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阈下,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能够从当下总体性社会事实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共同责任和价值观念的组织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国家的元身份设计与个体在现实层面取得意义上的关联.     

冲突与和谐：个体与共同体融突演进的历史逻辑——基于马克思文本的考察

个体与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抽象追问其本质的思辨论调,或者“个体抑或共同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交往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考察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历史演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自然共同体保持着直接“统一性”的同时,个体由于无法摆脱本位的自然共同体的“羁绊”而只能作为“依附性个体”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处于“分裂对立”的状态,个体只是作为“形式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在造成个体与共同体冲突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为“形式独立的个体”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转变孕育了“生机”。在共产主义社会,即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由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变,从而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个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信任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多维解读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信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信任的主客观要求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而信任又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与网络、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社会资本多层次与多构面的特点为两者关系的讨论增加了复杂程度。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层次与构面进行剖析,从个体层次一结构维度、个体层次一关系维度、群体层次一结构维度、群体层次一关系维度重新对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阐释,探讨信任与社会资本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二重性”。     

身份偏见及其对认知的影响——从证言知识说起

身份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身份偏见都随处可见,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认知领域,基于“固化观念”形成的“固化身份偏见”正不断地冲击着人类的证言知识,这体现为:在“证言交易”中,听者经常会基于身份偏见而降低说者的可信度,从而剥夺后者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对说者的不公对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认知和伦理生态.面临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需要理性地审视人类的证言实践,以理性分析抵制身份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社会认知领域的“同感”理论来清除身份偏见的恶劣影响.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社会身份焦虑感刍议——以奥斯卡·王尔德为例

西方社会中个体的身份焦虑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而滋生和扩散。人们在解决了身体温饱需求后,开始争取社会地位,以求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心理的"温饱度"能够帮助人们判断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获得自我存在的确定性。王尔德一生中令人费解的种种行为可作为社会身份焦虑感的极佳诠释。透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对身份的焦虑应被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所代替,才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西方传统、核心指向与思想效应

西方思想史上所隐含的具有独特思想传统的共同体思想谱系和话语逻辑,培植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诞生的深厚历史土壤。溯源可见,共同体思想有其运行的内在架构,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没有脱离个体和整体关系的范畴;“共同体”和“国家”的概念存在着由互相缠绕逐步走向分离的趋势;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也愈加突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对共同体思想的考察推动我们理解和提炼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指向,包含着对共同体哲学前提的认识、“自由人联合体”的创新表达以及对实践路径的持续追问。马克思之后,“共同体”同“国家”的概念区别被进一步提及和深化;西方学者同样在探讨向“大同世界”转换的理论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时提出引导两种不同制度差异下的共同体共存成为可能,这是人类通向真正共同体的中国智慧的阶段性阐发。     

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

南岭走廊是一条多民族走廊,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了既有共同性又有民族性的治理智慧,为构建南岭走廊区域内的共生民族关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后脱贫时代,南岭走廊区域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向乡村振兴的阵地。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传统生计模式的变迁、基层权威的逐渐丧失等问题,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出现了缝隙,进而带来了系列社会治理困境,产生了治理危机。不管是“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还是“生态振兴”,归根结底要依靠“治理有效”衡量乡村振兴。在构建治理共同体框架范围内,重塑基层治理权威、引入协同治理、构建治理共同体和夯实集体经济可为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基层治理注入曙光。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外来民工犯罪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产生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形式上决定着“外来民工”和“外来民工犯罪”现象的存在。其次,二元社会结构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别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同等因素,都会引发外来民工的不满情绪与心态失衡,并迫使他们为生存而铤而走险。更为重要的是,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被不法的城市市民侵犯更是促成外来民工犯罪的直接诱因     

共同体想象力的历史反思

在一个由个体承担风险的社会中想象共同体是当前时代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传统共同体解体之后,借助传统共同体遗留下来的文化碎片重塑共同体,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的追求.不论是基于个体自由的共同体,还是基于组织控制的共同体,都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实践所否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再次激发共同体的想象力,需要从消费和分配关系的表象深入到生产关系之中,需要从对个体和共同体的内在性的实体化思考走向一种相互沟通的关系性思考.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人心秩序

人心秩序是人在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时,通过内在自律和外部和谐所形成的内部心境稳定、一致协调的精神状态。人心秩序是生存环境、制度规范和内心准则互动调适的结果,是美好生活的根基。变动不居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传统的“结构—文化”规范,而新的维系体系尚未确立,新旧交替之间导致部分乡村民众精神信仰的没落、个体价值的泛化和生命意义的缺失,乡村人心秩序出现失衡失调。新时代,只有从重建乡村共同体、完善创新乡村治理、重塑人生信仰和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入手,才能重构健康良好的人心秩序,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软件基础。     

论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对阿伦特“政治责任”概念的解读

现代政治社会通常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个体，那么个体是否还要为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以“权利—义务”为主体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体为共同体担责的理论依据。汉娜·阿伦特跳出了政治义务与个体责任的局限，提出“政治责任”的概念，她认为公民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应建立在自身持有微弱的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点微弱的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再次联合、并承诺未来。阿伦特的政治责任观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共同体的主人及权力的来源，对思考现代政治社会中个体的集体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博客和个人媒体时代

网络博客的诞生预示着个人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当个体成为“博客”之后,便拥有信息发布和知识生产的自主权利。他得以从一般的受众变成公众,自主地进入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发言,同时也让个人的信息和知识与人共享。博客的时代正在改变个体的现实生存以及改变他的身份认同,最终将改变社会的面貌,重构国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传统关系。     

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

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目前乡镇的困境是由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自治要素,却又未能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重建新的要素关联导致的.因此,必须跳开围绕着乡镇权能大小讨论乡镇问题的框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