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意境的乐本源

乐象是意象生成的艺术本体根源,也是意境体验及生成的艺术本体根源.乐象所营造的超越具体实象的想象性心理时空,是意境体验及生成的心理原型.以<乐记>为代表的上古乐论,蕴含着意境说的理论基原.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不可忽视的形而上俗语含义

中华俗语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华文化内部形成庞大体系并影响至深的莫过于儒释道三家,在其各自的文化体系中,皆有至高至深、奥妙无穷的哲学内涵。这些形而上的文化内涵自然而然的渗透在俗语之中。然而,在近百年的文化断层中,在传统文化的深层背景出现空白甚至扭曲的状况下,我们愈来愈远离文化的本源。文章通过对俗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探讨,试图提醒我们不可忽视俗语的形而上含义。     

“形而上”探究中的智慧与意味——对“形而上学”的一种解读

“形而上学”作为人类对人与世界的解释模式应该源于《周易》。在西方人对形而上学的解义当中 ,有与形而上学在《周易》中原始意义相比较的意义变形 ,也有从变形了的形而上学出发 ,努力还原、回归到其在《周易》中的原始意义。在这种变形与回归的变奏中 ,演绎着在文化上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周易》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对话中 ,在以说为界的旨趣中 ,我们解析出“形而上”探究中的智慧与意味。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精神陷阱--当前学术界"二张"关于启蒙争论之我见

人性价值立场的缺位与将"道德形而上主义"抱持为惟一价值立场的错位,使张光芒重构"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导向了一种新的精神陷阱.这种精神陷阱就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对人的建构所必然导致的"自杀"、"杀人"与"被杀".     

道德形而上的思考

道德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体。道德形而下的规范是形式和现象,形而上的寓意是内容和本质。如果仅从形而下的层面理解道德,只能认识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及现象;只有以形而下为基础,从形而上理解,才能真正把握道德的内涵、本质与价值。从内涵上说,道德是一种令人欣然向往、追求并能使人产生坚定信念从而为之坚守的价值目标和精神支柱,它既能使人抵御利益的诱惑(欲望)从而自觉地以"善的为人处事方式"调节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间矛盾,又能促使并引导人的生命、人格及精神的不断完善和提升。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人生命的存在之本,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准则,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从价值层面讲,道德能为人提供终极价值目标的精神支撑,为人提供令人敬畏的价值信念,为人提供精神寄托之所。     

后形而上时代的"沟通主义法律观"——《法律的沟通之维》代译序

众所周知,在后冷战时代,各种"相对主义"、"文化多元论"和"解构主义"等流行思潮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但是哈贝马斯(Habermas)却逆潮而起,经由其沟通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的建构而成为"现代性未竞工程"最为重要的捍卫者之一。1980年代以降,哈贝马斯先后将其沟通行动理论运用于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等领域,进而提出了以其商谈理论为核心的实践哲学理论体系。晚近以来,哈贝马斯本人更是将其商谈理论运用于     

论形而上审美性地位的重新确立

形而上追求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性文学潮流 ,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关注。关于形而上的审美性存在在传统文论中有许多阐述 ,别林斯基关于诗与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论述受到了柏拉图、黑格尔等的启发 ,其观点颇具经典意味和影响力。而在现代文化语境中 ,作为诗性流播的形而上实现了根本的转型 ,意义指向由道德转向了精神 ,表现方式由明晰转向了隐晦 ,审美心理由回忆转向了体验     

宗白华对意境理论的拓展

在继承古代意境研究的基础上,宗白华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意境理论进行了拓展:(1)深入文化核心处,从宇宙观和生命哲学的层面揭示了意境的内涵;(2)把意境的特点归结为道、舞、空白;(3)对意境创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宗白华对意境理论的拓展,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代诗学,更是具有典范作用。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 :论述意境的文献是《人间词乙稿序》,而境界说则出自《人间词话》;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 ,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 ,无法分解 ;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较明显 ,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     

意境概念的历史生成与禅境意蕴

在文艺美学中,意境是一个标志艺术本体的审美范畴.意境这一概念的生成经过了很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唐宋时期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意境”的引进和审美内涵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境意蕴作为佛教思想与本土文化的结晶,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深刻的精神内涵.其“境心一体”“境心之悟”亦是典型的审美境界.     

书法艺术与诗歌意境的关系

中国艺术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和谐为宗旨的中国哲学,渗透到艺术创作的精神领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和诗歌,体现出传统哲学生命理念中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精髓,两者在含蓄蕴藉的审美旨趣上相互融通,书法作品给诗歌意境的阐发和拓展开辟了无尽空间,诗歌意境对于书法创作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同时,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又大有异趣。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书法和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佛教“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本文从佛教的“阿赖耶识缘起”论的特质入手，论述了佛教的“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关于意境的四种解说及评价

对意境的解说,大体有"情景交融"、"典型形象"、"想象联想"、"情感氛围"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应把它们放在一个由许多美感要素构成的完整的美感活动的过程中考察,可以看清楚它们在这个美感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层面及其关系.     

略论五四时期的写意小说

五四时期的写意小说是体现着中国现代小说诗化革新倾向的另一种小说体式。写意小说以意绪或情趣为内容表现的核心,以写意为其独特的美学追求,在现代小说中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从体式类型上看,写意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叙事内容的诗化倾向和描写方式的写意性。写意小说在五四时期的出现,显示出现代小说艺术素质的改变和小说审美意识、文体意识的解放。     

论中日茶道文化的意境与精神气质

中日茶道文化是东方文化中的两朵奇葩,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中日茶道文化在意境和精神气质上有着较大区别:中国的茶道仪式自然随和,圆润融通,日本的茶道仪式则过于拘于程序和礼节;中国将饮茶发展为日常生活艺术,日本则将饮茶变为俨然清规;中国茶文化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日本茶文化则是高高在上的仪式文化。     

意境生成:意象选择与悟觉思维 --现代派诗歌的古典阐释

意境的创造,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中心的"现代派"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诗艺,以中国艺术传统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为基础,在现代新诗中重构东方式现代诗的意境.首先表现为对意象的注重.运用感性形象烘托暗示人类心灵情思,摈弃架空的理想抒情.在意象选择上表现出浓郁的古典特色,创造了不言情而情自无已的诗歌境界;同时在意境构建中承继传统意境创造中的悟觉思维以象为基础、情为中介、理趣为归宿.达到"诗情智化",是对古典诗歌精髓继承中的现代性超越.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