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伦理：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

叙事与伦理结合构成作为批评方法的叙事伦理,其知识合法性基础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伦理是对人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种规定,而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或称虚构叙事）是对生存的一种展示,加深我们对应然生活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基础;其次,叙事和伦理都是人的自我确立方式,这是叙事走向伦理的心理学基础;最后,“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叙事走向伦理的美学基础。     

欲望叙事与伦理回归:德莱塞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

综观德莱塞近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德莱塞对人性及生命意义的观点与他的机械论创作思想产生矛盾,并由此形成了德莱塞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互为关照的双重叙事特征。德莱塞的道德叙事与欲望叙事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其小说的内在张力。作为一个有主体性和伦理意识的艺术家,德莱塞追求人生信仰和道德完善的人文精神是其借助小说创作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道德主题的内在动因。德莱塞创作观与道德观的多重矛盾及叙事伦理的双重特征,展示了德莱塞书写真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新世纪城乡叙事的文化与伦理困境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与乡村、都市文化与乡村传统的对立、冲突和交融为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文学也自然承担起书写这一历史巨变的使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涉关城乡的叙事潮流。这些城乡叙事展现了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等各种冲突与断裂,进而呈示出城乡的价值迷思、身份焦虑和个性缺失等文化与伦理困境。文学只有用一种更为理性与前瞻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才能突破这样的困围。     

论《左传》的特殊叙事方式——记言

通过比较《左传》言辞与叙述在表达全书主旨及句式特点、修辞方法、篇幅比重上的差异 ,认为言辞是叙事的重中之重 ,是特殊方式的叙事 ,这对将言辞与叙事割裂开来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点醒 ;通过对言辞这一特殊叙事方式的研究 ,认为《左传》用言辞构制冲突、刻划人物、构建场面 ,用言辞表现人物的伦理性格 ,以言辞铺就戏剧性场面 ,形成了《左传》具有民族意味的叙事风格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着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普遍人心秩序的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著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普遍人心秩序的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著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普遍人心秩序的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试论《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洱《花腔》塑造了葛任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并对其精神的困顿与冲突剖析,揭示了历史伦理对个性的戕害.这种剖析是由多个叙事角度及其带来的多重叙事声响完成的.这种多重角度的叙事,形成了文本独特的"对话体"模式,生发了历史叙事的层层迷雾,进而彻底地消解了历史的崇高意义.     

新时期以前文艺思潮的伦理观

“十七年”与“文革十年”通常被认为是新时期以前。在这二十七年中，其文艺思想在总体上体现了国家（政党）伦理的价值取向，但过度地强调国家伦理的价值诉求导致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单一化，并与潜在的个人伦理（人道情怀与艺术规律的追求）产生冲突，从而引发难以调和的矛盾。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着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人心秩序的普遍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伦理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呈现了西方尤其是当今英国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一个个伦理矛盾和困境,对善与恶、异装癖、恋童癖、虐待儿童、受虐与施虐、金钱与政治、自我与利他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作家的叙述伦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他主要选择从人物立场道出具有伦理指向的话语、反讽、象征和视角选用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伦理态度。     

寻找生存的意义——解读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

《寻找格林先生》是索尔·贝娄的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边缘知识分子乔治·格里布在一天的主要工作是在经济大萧条后的芝加哥黑人社区找到一个名叫特利弗·格林的人，并把救济支票送到他手里。寻找格林先生的过程也是格里布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探寻生存价值的过程，其生发出的形而上的思索和执着的求真态度映现出他内心的光辉。格里布寻找的过程比结果更具有哲学意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和信念。该短篇小说体现了贝娄作品中一贯的肯定伦理观。     

论王家卫电影中的“超级”音乐

王家卫的电影音乐在其电影中占据重要的部分,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现类型的音乐都曾在电影中出现。音乐与影像在一起,表现故事的背景、角色和叙事情节,更表达了角色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深层内涵,音乐起到了强化人物角色、隐喻故事情节和传达影片主题的作用。音乐跟随角色与故事一起,消解了世俗、暴力、隐私和道德,并最终超越了故事叙事的意义。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隐身与现身

如果我们把自由理解为福尔斯所倡导的相对自由，那么，《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萨拉就是自由的。萨拉的自由主要来自于她在社会中的隐身，隐身不仅得益于她自己虚构的爱情故事以及她在罗塞蒂艺术世界的逃遁，还得益于叙述者、查尔斯、格罗根医生等男性的帮助。萨拉的现身是她无法逃离现实世界的结果，现身引发了她对自由与责任的重新思考，同时也激发了查尔斯对生活以及婚姻的重新认识。小说的开放结局为萨拉的隐身提供了新的维度，隐身与现身的变奏承载着以人物自由为主线的小说叙述自由。     

农民工与市民相互态度调查研究——以贵阳“背篼”为例

“背篼”是一群为生计离开农村到城市靠出卖体力谋求一点非农收入,用以维持家庭生活、农业生产、孩子教育等开支的农民。“背篼”们每天在城市里劳动、生活,俨然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但“背篼”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这堵墙根源于城乡的二元结构。     

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特色及对中土叙事文学的影响

在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中,属于叙事类文体的主要有本事、本生、因缘、譬喻、未曾有和授记六种。它们在叙事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因果报应的叙事伦理,它具有鲜明的印度佛教色彩,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自作自受。二是详赡、重复与夸诞的叙事风格。详赡,指叙事内容的详实、周密,且特别重视运用各种细节描写．诸如场景、语言、行动、心理、肖像等。重复,主要指一部佛经在叙事时,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反复出现在同一主人物身上。夸诞则和神通叙事有关。三是集锦式、葡萄藤式的故事结构。前者多用于整部佛经,后者多用于组经中的小经或其中的某个故事。而汉译佛典叙事类文体的这些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像虚构、重复叙事与神通叙事等方法的运用,莫不和这些佛典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

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体形象,农民形象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丰厚充盈。依据其自身审美内涵的差异性,农民形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文化表征型、现实镜像型和生存喻指型。文化表征型农民形象源于作家文化批判与重建的强烈诉求,农民的文化能指意味愈趋明显。现实镜像型农民形象则折射出现实乡村变革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改变与塑造,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家的叙事焦点。生存喻指型农民形象突出农民的生存意识,彰显出作家以自由自在的乡村文化心态和自足自立的乡村民间生存原则对抗意识形态同化改造乡村的文化意图。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迁移,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必然会产生新质,克服当前农民叙事缺陷也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论城镇现代化视阈中鬼子小说空间环境描写的深刻内涵

广西作家鬼子的创作多通过对底层人民(尤其是小人物)生活现状的关注与描写,体现其强烈的悲悯情怀,引发读者内心巨大震撼。其小说将整个故事置于中国城镇现代化视阈中的岭南山村、城镇发展的背景下,叙述岭南空间环境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其中,人物生活的空间环境描写具有特殊的用意和缘由,笔者以鬼子作品中的空间环境描写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多角度阐释空间环境描写背后的深层意蕴,挖掘鬼子作品的思想意义。     

语言的焦虑——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主题新探

人们普遍认为《变形记》表现了人类的异化，但其实《变形记》还暗含有一种更深的意蕴：人类需要语言来相互沟通，而已经变成甲虫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却失落了人类的语言，无法与他人沟通，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因此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实际上还表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性和哲理意味的主题：语言的焦虑。而主人公异化为甲虫则使得读者能够转换一种新的体验角度，从而更真切地体会那种语言的焦虑及其折射出的人类的沟通困境。     

无可奈何花落去——重读《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小说采用了＂场景转移＂叙事方法与＂集体见证＂的叙事视角,以＂我们＂为叙事者讲述整个故事,创造了完美审美距离和史诗般的故事情节,凸显了福克纳独特的写作风格以及小说的历史厚重感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