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经济增长与威权主义国家精英政治的合法性

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即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如果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或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就只能依靠经济的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来维持。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会出现不足,这就需要政治精英将国家的合法性稳步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     

清前期政权统治合法性建构与整合

清前期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由此产生的激烈民族矛盾,削弱了政权统治基础。皇太极时代,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清前期政权经历了从“属国”到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不同定位,从而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入主中原、重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十六国北朝时期祖源攀附现象考论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并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五胡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先秦以来对汉文明认同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实质也就是其族群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再诠释过程。     

抗日民主政权的劳动立法

抗战时期,我国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劳动立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高度重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抗日民主政权的劳动立法

抗战时期，我国抗日民主政权制定的劳动立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高度重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从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发,对新时期我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从历史、经济、民主、法治、道德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并提出了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三三制”政权

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有公共性、合法性、政治权威主导性.“三三制”政权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政权工作中与非党人士实施民主协商,充分发挥参议会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作用,实施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因此,“三三制”政权是协商民主的雏形.“三三制”政权建设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启示有：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丰富协商的内容,创新协商民主的形式,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等.     

孟子的政权合法性思想新解读——兼对有关孟子政权合法性思想两种理解的评析

长久以来,学界都存在着有关孟子是否主张民主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孟子主张“主权在民”,反对者则大多认为孟子主张“君权神授”,与周公相同。实际上,“主权在民”与“君权神授”都是有关政权合法性(legitimacy)的理论,都以“政权应该由谁掌握”的价值判断为其核心。争论双方所提供的论据并未包含这样一个判断,而俱由实然判断构成。故其并不能反映孟子的政权合法性思想,双方对各自观点的证明并不成立,其对关键文献如“天与人与”等节的解读存在错误。孟子实际主张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在于统治者道德上的成就,并以超越的“价值之天”(而非人格神)为其终极基础,民意并不能直接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孟子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人民民主、打破西方国家对民主价值的垄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天道与天命——慕容诸燕统治者的神学信仰

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在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政权呈现出对汉族文化学习与模仿的特点。从昌黎时代起慕容氏统治者开始逐步改变鲜卑族原始的信仰,转向两汉时期神化的儒学,运用祥瑞、符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政治相结合,为其政权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的。通过天象的解读,预言吉祥与灾难,用术数化解灾异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固统治。在诸燕统治者心中,借助儒学的神学思想,把自身塑造成顺天意的政权,才能得民心与争夺天下。故而,代表了天道与天命的儒家神学成为诸燕统治者崇尚的政治文化。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论抗战时期教授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和形式选择

抗战时期出现了教授大规模参与政治的景象,这是在一定的动力机制支配和驱动下学术精英的政治活动。这种动力机制决定了教授政治参与的形式选择具有制度化和合法性的特征,其目的是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     

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国民政府时期,民主与专制在政治实践中呈现一种离合态势,近代中国为民主与专制提供了同时存在的空间,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专制政治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专制政治的选择又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秦后第一儒”的社会治理观析论

优良政治秩序是人类的永恒诉求。经历过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之争的西汉统治者和士人对于秦朝因暴政而速亡的教训有深刻的体认。陆贾是"秦后第一儒",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首倡者。在汉初,他最早对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陆贾告诫刘邦,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不能仅仅依赖刚性的暴力,而应以伦理价值体系作为政治秩序长期稳定的根基。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秩序伦理体系,即天道伦理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制度伦理"是秩序建构的方向导引,教化伦理是秩序维系的根本之策。陆贾的秩序伦理思想对中华帝国政治秩序形成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是当下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局部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论证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没有得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明确授权的局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另辟蹊径来论证其地位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自觉地高举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旗帜,论证了自身及局部政权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论述自己在抗日方面和民主方面的成就,从民族生存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论证了其局部政权存在的必要;反击国民党取消中共地位的言论,论证了取消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不合理。这为其局部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作了理论论证。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