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观及其后现代意蕴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 ,实践概念是其核心概念 ,实践的观点是其基本观点 .实践具有创新性、自然界定性、社会界定性及其辩证统一性。与之相应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体现为实践科学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观主要特征为创新性、整体性、有机性。从这种角度审视科学观 ,突破了传统科学观面临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的困境 ,有利于人们超越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与社会观 ,对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有着积极的后现代意蕴。     

论加强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教育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社会全体成员的主体作用;不仅要在扩大就业岗位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在统一认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上下功夫,后者是治本之策。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高度重视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教育,找到人们在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上存在的误区,摸清我们在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教育上存在的缺失及教育要点,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学校的主导作用、学生及其他社会劳动者的主体作用、社会舆论的促进作用,不断改善人们的就业观、失业观、创业观,创造宽容、理解、和谐的就业氛围,努力使中国的就业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刘师培论学观初探

刘师培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有争议的学者。他一生论学宏富,各个领域均有诸多建树。作为治学的价值系统的“论学观”,显示了刘氏论学的独特性。家族背景及早年知识结构对刘氏论学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于其论学充满了矛盾。本文主要以刘氏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为考察对象,从“中西观”、“汉宋观”、“学术观”三个视角,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刘氏论学的基本特点。如同刘氏论政的善变性一样,其论学也存在多变性。主观想法与实际操作始终存有差距,这既是个案现象又是时代的产物。     

论马克思实践观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哲学界开展的实践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超越论”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虽不乏深刻与睿智 ,但也不难看出以往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因为这些观点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传统实践观的基础上 ,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仅仅归结为生产实践 ,而没有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实践观变革的内容 ,没有说明马克思实践观同传统实践观的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实践观 ,是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现代经济中的道德性思考——涂尔干的人性观与社会观及莫斯对其理论的超越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功利主义追求物欲的观念越来越支配着当今的中国社会,道德被束之高阁,社会危机频发。在社会学领域中,一直以来都有诸多大师在社会科学中发起反对功利主义运动,涂尔干和莫斯就是其中的先驱。涂尔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从现代经济的分工原因及后果中看到了道德性的因素,并将其视为实现社会团结唯一可能的途径。莫斯对于礼物交换的研究,超越了涂尔干理论中神圣—社会与凡俗—个体的二元对立,揭示了身体与灵魂、自我与他人融为一体,同是处在物质联系与道德纽带中的"总体性社会事实",进一步回答了"人性/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对正统经济学"去道德化"倾向的一个有力的批判。回顾涂尔干和莫斯的相关研究,能够深刻体会到两位法国的社会学大师面对社会失范时的人文主义情怀,有助于引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使之与道德分析整合起来。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论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

深入考察涂尔干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更加清晰、透彻、全面地理解他的方法论.在涂尔干看来,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事实上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设定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论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有:为涂尔干在社会学中运用比较法提供了参照;是涂尔干社会形态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为涂尔干揭示社会领域的因果关系和确立社会学研究对象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     

对“兴、观、群、怨”的重新检讨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 ,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人对于“兴、观、群、怨”的一些理解 ,大多是依据汉人、宋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 ,有没有违背孔子本意的地方呢 ?对照孔子在《论语》中发表的全部言论 ,联系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 ,许多流行的说法 ,离孔子“兴、观、群、怨”的本意已相距甚远。实际上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 ,都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特征。本文通过文献整理 ,对“兴、观、群、怨”的内涵逐一做了分析 ,从而得出了一些与今人有些不同的结论。     

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析莎士比亚的社会秩序观及其对莎剧人物塑造的影响

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作品一直被誉为世界文学的瑰宝,而莎翁本人更被誉为“有多少个时代,就有多少个莎士比亚”。几百年来莎评家们一直致力于揭开创造这一奇迹的种种可能性,而在包罗万象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莎翁的社会秩序观。其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言“戏剧是时代的缩影和简史”^[1],人是社会的人,作为最关心人类和社会命运,渴望“向人们吐衷肠的”^[2](P339)文学家们是无法脱离其社会观的影响而进行创作。所以从剖析莎翁的独特的社会秩序观入手,进而揭示它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深入而全面地理解莎翁的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提供一条思路。     

社会开放观的三个基本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开放理论也不断完善。开放问题只有从经济学领域过渡到社会学领域,再上升到哲学领域,才能从宏观上把握“开放”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本文以开放学说的历史演变为经,以开放理论的内容结构为纬,粗略地勾勒出社会开放观的基本框架。社会开放观是系统化的开放理论,从结构上主要包括三个基本部分第 -一,开放的价值评判;第二,开放的基本规律,第三,开放的原则方法。这三个部分分别回答了“要不要开放”“开放是什么”“怎样开放”等问题。本文围绕这三个基本问题简要介绍了不同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和代表观点。通过比较分析,加深对邓小平开放观的理解和领会。     

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对涂尔干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既有主观主义的功能主义、建构论的评论，也有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机械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实在性与建构性这样一个问题，或称“涂尔干问题”。作为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涂尔干对其时代的现代性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表达，即使是他的理论“剩余”和思想“残篇”，也展现出奠基者思想源头的丰富性。随着现代进程的继续，社会的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仍在进行新的重组和深入互构，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的技术化、智能化，使得社会世界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再度显示出重要意义。这些都赋予了“涂尔干问题”新的含义。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庸观

中国的中庸思想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毛泽东肯定了中国传统中庸观的合理因素,将中庸观纳入自己的思维方式之中,成为处理各种实践活动的准则。邓小平在新时期,纠正了毛泽东一系列“左”的判断,但保留和坚持了毛泽东防“左”反右的思想方法。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儒、释、道的自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自由观均重视人的自由问题,但在出发点与时效性方面存在差别。儒家是以“人学”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佛教是从修心的角度出发的,追求来世精神自由;道教是追求得道成仙,向往无拘无束的活神仙境界。这三者的自由观均有糟粕之处,应给予扬弃。     

基于大工程观的地方高校工科人才素质培养研究

大工程观包括工程经济观、工程价值观、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和工程社会观;高等工程教育必须应对工程全球化、工程社会性和工程复杂性的挑战,开展"大工程"观引领下的工科人才素质培养研究,实施"大工程"观指导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从《尔雅》看中国古人的空间观

在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中,“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是两个基本的观点。《尔雅》为探讨这两种观点的成因和发展提供了启示:“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是宇宙秩序化的集中表现;“天圆地方”观,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与政治上的概念;“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在日常生活和民俗信仰中得到不断巩固。     

社会学方法新规则——试论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

本文从布迪厄对涂尔干客观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继承出发,对其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理论性探索。涂尔干指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就必须与各种浅见和成见划清界线并将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的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则主张应该将受涂尔干排斥的“行为者的浅见和成见”同样视为社会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社会事实除了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具有强制力的外部事物之外,还应该包括行动者所持有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基本表象。布迪厄的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的社会学方法论如今已成为社会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范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