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学科设置的思考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在概念、历史渊源、法律性质、调整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新形势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应当分别构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中国经济法研究拓荒者王保树

中国经过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终於在1992年确立了适合国情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市场经济亟需的经济法、商法的研究者，王保树通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经济法基础理论、商法总论、公司法、企业法和竞争法研究领域，走在了同行的前列。他的著述不仅推动了中国在经济法、商法方面的研究，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扩大招生才无奈进了政法学院大门，没学过经济法却研究起经济法的王保树在中国经济法界开创先河，专著《经济法》打破了前苏联拉普捷夫学说在中国经济法界的垄断王保树1941年生…     

论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本文从经济法和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产生发展等方面讨论了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笔者认为 ,1 9世纪的商法就是 2 0世纪的经济法 ,经济法和商法殊途同归     

企业与企业法的概念分析

企业和企业法是形式企业法的上位概念,它们在使用上常被弄得模糊不清。企业有经济学和法律学双重含义,经济学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率,法律学关怀财产的交易安全。企业法有广义的企业法与狭义的企业法,广义的企业法由企业介入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来决定,狭义的企业法即商事组织法。作为商法领域的上位概念,企业与企业法是对商事组织法的抽象、概括。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现代商法重心之转移

现代商法是企业法,企业、企业主成为现代商法的基本概念。文章从这一立法趋势出发,分析了我国企业立法的现状与内在矛盾,论证了建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并与国际接轨且体系完整、结构严谨的商法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现代商法的基本原则

探讨了现代商法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指出商法的原则集中体现了商事立法的宗旨与价值追求 ,是传统商法实践的历史积淀与现代商法发展总体趋势的法律反映 ,可将之归纳为营利性原则与互惠性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商法原则与民法、经济法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     

商法的语义、性质及功能

在不同的语境下，商法有不同的语义，故仅把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代“商法”作为商法的惟一表现形式和圭臬，并以此衡量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商法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商法的公法化倾向是其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作出的自我调整，但公法化的倾向不能成为商法蜕变为经济法的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中各具独特功能，故有各自独立存在的必要。     

商法的独立性考察——以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为对象

商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商法的独立性,对该问题的发掘要通过与民法比较来实现。虽然商法与民法有着各种联系,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更为显著。从社会事实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商法与民法的区别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实践中虽然有实质商法的概念,但它与形式商法一样,也会展现商法规范的独立性。     

国际商法学科的独立性刍议

国际商法在我国目前的国际法学科体系中,仍被包容在国际经济法或者国际私法的学科体系中,没有取得独立地位,从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划分理论分析,这种体系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国际商法应当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且,国际商事立法的发展也表明国际商法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际私法定义辨析

我国学者对国际私法所下的定义,吸取了西方国际私法理论的观念,即把国际私法的主要任务看成是解决法律冲突。然而,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审视法律冲突在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会看到,尽管国际私法与法律冲突相伴而生,但它的任务却并不是要解决法律冲突,而且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法律冲突。法律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于各国“应然法律”的趋同,而国际私法的任务则是通过确定涉外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去建立并维护一个合理的、正当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准用性规则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一些法律条文援引的法律对相关问题虽然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与《宪法》第115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规定的“使自治机关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的原则存在冲突,致使自治机 关的自治权失去了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二是一些法律条文援引的法律或其他国家规定并没有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使得有关国家机关的职责履行缺乏有效的规则约束。为此,应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准用性规则进行修改,明确指出所援 引的法律或其他规定的具体名称或内容,为立法者提供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以更好地维护法制的统一。同时,应对《土地管 理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中存在的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冲突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以切实保障自治机关在自然资源 开发、金融管理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自治权。     

论我国商事立法的“民商合一”

文章从历史、现状、缘由等方面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民商合一"进行论述,并提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不必再继续下去,应付诸于实践.可效仿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订,由我国的法律委员会及法学会制订一部商法典并试行,让实践来检验其合理性.     

对中国当代性法律之再探讨——与李银河先生商榷

法律对性行为的调节不仅仅是刑法中的三条规定,涉性的法律贯穿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等法律中,国家行为与风俗、道德等共同干涉性行为是不会被改变的,改变的只会是干涉的方式.     

正本溯源：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辨析

经济法与社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经济法的健康发展。作为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不同于以公、私法为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法。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是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的法律总体,而以公、私法为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法是社会性法,是以社会利益为调整对象的法律总体。因此,经济法和社会法同属于社会性法,都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食品安全法》产品责任规定的若干问题探讨

《食品安全法》的产品责任规定是社会转型期食品安全事故高发背景下的产物,对于缘起于《民法通则》、历经《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我国以往产品责任立法有诸多突破,在其之后《侵权责任法》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使得在产品责任个案中可能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如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冲突、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冲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要依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其次,可依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冲突规则确定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     

老子自然伦理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和理论特征

老子的“道”在学理上有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无”之“道”,“有”与“一”之“道”,“纪”之“道”。老子的“道”并不仅仅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更主要的是预设了“自然规定性”的“法则”。关于宇宙世界本体的“自然”之“道”、关于宇宙世界存在的“自然”法则和“道”之彰显的自然之“德”的自然哲学思想,特别是在此基础上的关于人类世界的顺从自然、效法自然和善待自然的伦理思想,构成了老子完整的自然伦理思想的逻辑体系。在“道”与“德”辩证理性的逻辑架构下,在从人类回溯到自然、从自然推演人事的双重方法论向度上,老子的自然伦理思想充满了“文化辩证法”思想。     

苏维埃法律生成的法文化背景考察——以《井冈山土地法》为例

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萌芽的最初形态,是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滥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定的土地法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法律的典型。井冈山土地法制定的背后,充满着传统与现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各种法文化的交织与碰撞。透过《井冈山土地法》生成的历史性考察,可以观察到包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共产国际的激进主义,以及忽隐忽现的民粹主义等法哲学思想的印迹。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分析——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颁布为视角

2014 年10 月1 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正式实施,从信息公示的角度解决了新 《公司法》颁布后引发的债权人保护的问题。但是,《条例》的位阶与《公司法》不具有对称性,其具体内容也需完善。 而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是商事登记制度中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争论不休,其中颇具代 表性的“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与“双重性质说”均不能揭示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而“法律事实记录环节说”准 确地揭示了商事登记的法律性质。《条例》的公布实施,对构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大有裨益。但《条例》还存在着对公 示信息真实性要求不明确具体、对企业信用等级区分不细等不足,应通过引入公证制度、建立企业信用评级制度来予 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