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 ,论者早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存在和影响。但是对于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或者就乡土小说研究乡土小说 ,或者还缺乏文学史意识。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尚未实现从现实性批评完全转化到历史性研究这样一个必须转化的过程。本论题讨论的要点是 :思考五四时期中国乡土小说与五四精神的相一致性 ,以便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乡土小说的一个必然规律     

在现代乡土群体中卓然独步——“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创作的价值估定

"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的创作以群体推出的态势造成强势效应,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特别表现在其对"五四文学"的提升与超越、在乡土群体中的独特品位及对于丰富"浙江文学"的意义等方面.本文拟就其创作意义及其文学史价值略作申论.     

陈子展的近代文学研究

陈子展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构成了近代文学史的首次框架.他从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内部诸因素的发展动向出发,把近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并从古典文学如何通过近代文学过渡为"五四"新文学这一角度着眼,在近代文学中剖分出"旧文学"与"新文学"两种因素,通过它们在诸文体领域内的消长蜕变,而构架起了一部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文学史.而他把学术史与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又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格局.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独立与“双翼”舞动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的基础,是它的现代性。现代性并非单数。世俗现代性,包含了较多的民间和传统的因素,强调文学的娱乐消费功能。当它从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那里取得话语主导权以后,就会要求把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从而突破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解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二是造成处理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关系的困难。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其"五四"上限不宜突破。在坚持现代性标准的前提下,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两翼"舞动,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从这样的战略性眼光看问题,急于突破学科的边界,有可能走向学科的自我解构。     

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对建国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大体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即50年代的草创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探索期。这两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书写的现代性追求和规范,前者体现了"学科"规范,后者体现了有限度的"学理"规范。文学史的书写呼唤着新的现代性理念,那就是建立新的历史观念,新的文学史观念。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的讨论 ,近二十年来围绕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经历了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政治性标准、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国家现代性标准和人的现代性标准三个阶段 ,使文学史分期成为多元复杂的学术问题     

进化论：新文学史叙述的生成

新文学史的研究者们用来证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最初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本文追溯了五四时期进化论如何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变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那些对新文学所作的进化论式的阐释如何重建了文学史的"秩序"和"分期".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人的文学“探微

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的文学”观,其实是周作人和茅盾所代表的两种观念所共同建立起来的二维世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思潮即自由、激进、保守文学思潮都可以纳入这个体系之内来加以观照。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文艺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的问题。进入共和国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大特色。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传承神韵,独创经典——《子夜》影响研究一瞥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当中,现代文学史被片面认为是一部"模仿史"。从影响研究的视角出发,以传承与独创为文学维度,论述《子夜》与中、外文学作品影响研究的现状,对《子夜》的影响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概述,以求还原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     

浅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披荆斩棘的开路人,他最早用科学的概念规范"传记文学",从体例、写作内容等方面比较中西传记文学的差异,指出中国传记文学的缺憾,论述传记文学的特殊功用。他提倡写传记,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从理论上总结了传记文学写作的原则。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完善了中国的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也对当代的传记文学写作有指导作用。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它解决了新文学诞生以来长期困扰文坛的作家自身的立场态度、情感体验、美感情趣与其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它导致解放区的文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权威话语和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同时,对《讲话》的研究,也是关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的探索,它兼容诸多的矛盾、张力、悖论乃至魅力。     

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重庆完全可以跟北京、上海并称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大中心城市,但由于重庆的中心地位来自于政治的机缘,不是自身文化、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作为中心城市,有着与京沪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如果说京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那么重庆就只能算是"异乡"了。它的这一"异乡"身份赋予了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从而与京沪形成互补关系。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