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论公民社会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就本质而言,公民社会就是民主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与村民自治的目标完全一致。村民自治的基本目标也是要通过全面推进“四个民主”来实现村民的当家作主。公民社会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体现在:公民社会对村民自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村民自治对推进公民社会的构建也具有促进作用。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社会建构

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是指将村民自治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议事微信群”机制是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践形式,主要功能为在线议事,即自治主体将待商议的村庄公共事务等事项置于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开展公布信息、讨论议题、形成初步方案、征集方案意见、公示最终方案的行为活动。从社会建构视域看,村民自治场域可以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主要缘于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问题建构、身份建构和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以商议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进入数字空间尊重了问题与空间的相容性,以户籍为准入条件、以现实职位角色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社区坚持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属性,以数字体系、乡规民约等制度章程规范主体行为保障了数字空间的秩序性。通过“议事微信群”机制推动村民自治的空间转向需要高度关注组织规模和村庄文化问题。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     

论村民自治成长与乡村政治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经过十余年的成长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许多宝贵经验。村治的成长是一个政府供给与社区内生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村民自治的有序推进是乡村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直接动力 ,实现乡村政治发展必须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兼论依法治国战略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本文在阐明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村委会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村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村委会的建设与发展,透析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支部和农民等方面的关系。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村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

村民自治原本是中国农村在村治变迁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事实上,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制度机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运行。但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诸多扭曲现象,也令人忧虑。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关于村民自治的三项制度调适设想

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呈现出三个有普遍性的矛盾 ,即乡政与村治矛盾、村两委会之间的矛盾、村正式组织与其他非正式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根本上起于农村基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与利益结构之间的不够谐洽。为此 ,本文着重从适当地实现利益制约的角度 ,提出或分析了一些经验性解决办法 ,如基层财政自治制度等等     

论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在其成长和发育过程中面临着将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的问题。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是构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但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与意识形态的断裂阻碍了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促进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以走出村民自治的困境。     

村民自治是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村民自治九年实践述评与展望

村民自治是依据《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开展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形式，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它是社队体制解体后，建立农村基层新的管理形式的有益探索，对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农村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以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高度看，村民自治把农村政治改革付诸实践，着力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困境分析

作为农村新的治理形式的探索,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自开展以来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村民自治依旧在发展动力、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的承接、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上存在诸多不足,文章以探讨方式提出,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乡土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村民,而村民生生不息的环境就是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差序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反映在价值标准上就是还没有完成从特殊性标准到普遍性标准的转变,它对村民的思维和行动均产生实质意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