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曲子词的民俗文化特征

敦煌曲子词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艺术表征、民俗事象的一种文学载体,它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容,诸如信仰民俗、婚姻民俗、服饰民俗、岁时节令民俗、游艺娱乐民俗等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思想信念、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念。由此可以论定:敦煌曲子词不仅是早期民间词的渊薮,而且是唐代民俗文化的宝库。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浅谈陕北民歌的民俗文化译介

陕北民歌是一幅生动的陕北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历史画卷,形象地折射出陕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其独特的民俗文化。陕北民歌所反映出的民俗文化可笼统地概括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三个方面。异化是保留原语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手段,在陕北民歌的民俗文化译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陕北民俗与西方民俗毕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异化不能达意或引起误解的情况下,还应适当地辅以归化或以其它方法灵活翻译。     

戏剧与北京的民俗文化

从民俗文化学的意义上说,民俗作为一种文化是无处不在的。戏剧与北京的民俗文化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是民俗活动需要戏剧的参与,戏剧融入到民俗文化中;另一方面是民俗对戏剧的渗入,梨园的演出习俗就是其表现之一。同时,民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戏剧的风格。     

论徽州方言民俗语汇的特点、来源及发展趋势

徽州民俗现象是徽州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徽州方言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徽州方言词语与民俗并不同步,它并不伴随着民俗的消失而消失,这些遗留的方言词语是研究徽州民俗新的突破口。而徽州方言的形成深受特定地区民俗文化影响,二者的关系凸显了徽州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立足民俗文化与徽州方言语汇,在具体的徽州民俗现象中探究徽州方言词汇与徽州民俗内部关系,寻找形成徽州方言语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继承徽州文化的重要途径。     

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

民俗文化是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每个民俗文化符号 ,都传达着特定的民族的、民俗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民俗文化符号无论是以物质或精神的形式融入商品之中 ,即会产生“超值”现象。发掘、生产、销售这种“民俗文化符号” ,是第三产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民俗文化产业。     

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的发展——以新野猴戏为例

传承人是民俗传承的承担者,与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因此,传承人的个体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而民俗的复兴,其实是传承人与民俗文化之间的非正常互动,极易造成群体性文化沦为个人的有意识创作,但仍具有生活文化史的意义。     

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西府民俗文化是西府这一特定的时空内发生的民间文化现象的总和,其内容包罗宏富,事像千姿百态,历时从古至今.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语言民俗.西府民俗文化具有原始性与农耕性、传承性与扩布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等特征.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     

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

民俗文化是隐藏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每个民俗文化符号,都传达着特定的民族的、民俗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民俗文化符号无论是以物质或精神的形式融入商品之中,即会产生“超值”现象。发掘、生产、销售这种“民俗文化符号”,是第三第三产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民俗文化产业。     

陕西社火马勺脸谱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和独特民俗艺术的国度。陕西社火马勺脸谱就是中国民俗艺术中的奇葩。本文首先介绍陕西社火马勺脸谱的民俗艺术特征,强调民俗色彩、民间图案和民俗文化寓意在民族化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然后通过民俗艺术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成功案例分析得出民族化的设计应该着重从民俗色彩、民间图案和民俗文化寓意这三个方面来突显设计。最后把陕西社火马勺脸谱应用于现代设计之中,使设计作品更具说服力和生命力。这是把民俗艺术应用于现代设计的一个有益尝试,也是开创中国自己民族化设计风格的一种新途径。不仅能强调民族化的设计风格而且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唐代江西科举的发展及其特征考究

隋唐以前,我国的各种人才主要产生于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关中地区,其他地区则十分地稀少。但是,隋唐以降,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在其自身文化事业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人才的分布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各地区的科举人才有了很大的增长。在唐代,江西的科举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科举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江西的袁州,其科举人才的数量非常可观。但是,唐代江西科举人才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即在地域分布和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态势。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服饰文化考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服饰文化,是特定的民族心理、风格、气质、个性的物质、反映,其次是特定的时代风尚、民族宗教和信仰崇拜的再现,也是对当时某种历史功绩的纪念和生动体现,代表着当时人们对理想王国的寄托、追求和向往。同时,它也以简洁的文化要素和服饰线条展示出当时人们对生活美感的追求和社会人伦的风范。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我国水资源变迁的历史回顾--以黄河流域为例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实由历史积渐而成.环境恶化诸问题中,以水资源枯竭最为严重.这在黄河流域最为典型.我国古代人们原本对水资源十分重视和珍惜,然而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入侵,黄河上游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屯垦戍边,开发农耕,成为汉族王朝长期的国策,以至积千年之累,西北地区水资源消耗殆尽.黄河中游关中地区因千年建都,统治阶级竭泽而渔,随着森林的大量砍伐,水资源也濒临危机.黄河下游平原因自西汉以来单一农耕经济的确立,庞大帝国对粮食的需求,进行极度的开发,加上中上游水土流失的影响,河道淤浅,湖泊淤塞,水环境逐渐恶化.汉唐的繁荣实以牺牲黄河流域环境为代价,但也是实出无奈.这是我国数千年来两难的抉择.今后如何协调发展和环境问题,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