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来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口死亡水平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损失,这种生育意念的长期诱导作用,妇女就必然早育、多育.反之,则是晚育、少育.,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地区医少药状况更为严重.人口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生育水平也就高.如1981年全省3个民族自治州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4.86,而其他六个地、市同一指标为4.03;1989年3个自治州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21,而其他地、市则降到2.85.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寿光县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正> 为了掌握我县人口发展趋势,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现依据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试对我县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分析。一、妇女生育出现了新特点据我县人口志记载;“自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至1964年,本县婚嫁平均年龄保持在男20岁,女18岁以上”。在1964年以前,我县妇女生育模式特点表现为:生育高峰期长而分散;育龄开始早结束迟。即在18岁开始结婚生育,一直到40岁后才逐渐结束生育。七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1981年我县分年龄组生育率(见表一)。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九十年代中国生育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研究——县级社会经济、民族和生育政策因素的综合分析

由于中国各省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现有的省级水平上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很难给出较为可靠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我国２０３１个县（市）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类型和所在地区的生育政策等资料,分析了在低生育水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级生育政策对县级生育水平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类型对生育水平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中国各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显著地高于汉族地区。因此,中国民族之间生育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     

“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低生育陷阱"的风险中。既有经验表明,低生育率有三种发展路径:翻升、持平、持续下坠。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也考察了实现低生育率持平甚至翻升的欧美发达国家,发现不同的福利模式具有不同的提升生育率的作法。通过比较,发现北欧模式与自由主义模式中的"去家庭化政策"(托育)比欧陆保守社团主义模式的"再家庭化政策"(亲职假、津贴)对提升生育率更为有效。而重视性别平等政策的北欧模式比自由主义模式更能普及照顾弱势,因而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更好。以此总结了以上经历对中国可能的启示。     

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

传统的经济生育模式已不能完整地阐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文化适应作为一个不同于经济、社会、政策的因素而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明确文化适应内涵及文化适应作用于流动人口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形式和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从文化适应角度来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提出文化适应机制将使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有利于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三孩政策背景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思考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这与近年来逐渐凸显的低生育率以及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生育保险制度也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本文基于"三孩政策"的背景,梳理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探究生育保险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生育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受益程度...     

中国生育状况变化的实证分析——以福建地区数据为例

针对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生育情况变化而进行的实证研究,文章选取了作为我国各项生育政策试点的福建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资料。以改革后福建地区生育政策发生的根本的方向性调整以及近期"二胎"政策的推出为研究背景,以福建省的生育状况为案例,通过检验福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同当地生育率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评估福建地区生育状况的变化情况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通过检验Easterlin生育模型在福建地区的适用性,来分析福建地区生育情况变革的动因和机制,明确生育政策在其变化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适用于福建地区的生育状况变化的模型,进而抽象出了我国生育情况的变化特点、特征和在其变化过程中,生育政策的重要影响力。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运用生命表分析方法和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作者指出，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前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削弱了较早实行改革地区的生育控制。而在后期（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则使较早实行改革地区的生育控制相对得到了加强。与较晚或未实行改革地区相比，较早实行改革的地区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间因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引起的生育率回升幅度较小，有的甚至继续下降。作者对于这一实证研究结果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甘肃省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他们以手工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加之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的来说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甚至强化了农民中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农村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从妇女的近期生育水平看,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1,高出全国0.11,其中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3,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个别地区高达3.1。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生育率高,因此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又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0％数据及有关数据,对我国不同人口变量、社会经济以及民族特征妇女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做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有随母亲年龄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一孩率的上升、生育年龄的变动和“开放女儿户”并不是使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影响因素。由于妇女申报的出生婴儿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的现象在城乡和不同民族中普遍存在,从而使得根据妇女报告的分孩次、生育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民族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偏高。加上统计的女婴漏报的影响,二者可以解释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大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科技人员以及镇妇女申报的相对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则表明,选择性生育已成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不可忽视的第二位因素。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与偏好男性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选择性申报和利用科学技术进行选择性生育有关。而目前我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至今仍保持正常,表明了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以及提高城市化水平对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重大影响。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