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适用于因实施贪污受贿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解释》第4条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了细化。《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一般标准,而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将《解释》第4条第1款的规定解读为是对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标准的规定的观点,经不起学理的推敲,与《刑法》第48条第1款的应有解读逻辑相背离,容易导致轻重不同的刑罚之间的混淆。将《解释》第4条第1款解读为关于适用死刑的一般标准的规定,可以与对《刑法》第48条第1款的应有解读逻辑相呼应,且不会混淆轻重不同的刑罚之间的界限。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论我国刑法的死刑适用条件

我国立法对于死刑适用的限制,早已内化于现行刑法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刑法本身对死刑适用做出的明确的适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应坚持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坚持综合考虑总则分则的规定,正确理解并准确应用这一死刑限制性规定,这是当前限制死刑最务实的做法。     

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

死刑是对人彻底的伦理否定,因而其适用标准应当受到正义与人道价值的约束。按照等量正义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有预谋地杀害无过错的被害人的故意杀人案件;按照人道价值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彻底表现为伦理恶的被告人。自首表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或者至少其停止继续实施犯罪,因而对自首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般不能得到人道价值的支持。舆论常常将被告人扭曲为"公众妖魔"进而强化道德恐慌,容易沦为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明确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可以建立司法与民粹主义有效的隔离墙与防御机制。     

论死刑适用条件的明确化

限制死刑适用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无疑是限制死刑适用最重要的措施。但还必须对死刑适用的条件进行明确化,才能真正使死刑适用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死刑适用条件明确化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其方法包括司法解释、判例指导、学理解释等。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之探究

现在世界刑事法律的一般发展趋势是废除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在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提到我国要逐步较少适用死刑罪名。提出的适用死刑罪名包括：世界各国死刑罪名的废除和大量削减;我国死刑罪名设置较多,但是死刑使用率不高。通过对＂逐步减少＂适用与＂废除＂适用的不同以及对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与＂死刑＂的不同进行比较,不仅明确了其基本含义,而且明确了这是一个立法问题而非司法问题,进而探究了在我国实现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现实途径,以期对未来死刑的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有所促进,以期更好地保障人权。     

对死刑适用对象和限制减刑适用对象问题的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为考察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的适用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并首次规定对部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限制减刑制度。对于这些新规定的理解与具体适用,司法实务界以及理论界目前存在着一些分歧,包括对于不适用死刑的条件、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使用等。对于这些规定理解使用上的分歧,要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解释出发,结合相关的刑法基本理论,坚持刑法的基本原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教义学探究

基于死刑的正当性疑问及我国的现实状况,综合运用立法削减与司法控制限制死刑的思路值得肯定。对于备而不用或偶尔适用的死刑罪名继续进行立法削减,经常适用的死刑罪名则必须诉诸司法控制。鉴于当前绝大多数的死刑判决集中于暴力犯罪,其无疑应当成为死刑司法控制的中心。随着司法程序的不断完善,死刑的实体控制愈发重要,关键在于明确死刑的适用标准。关于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应当区分量刑基准与量刑起点在死刑适用中的不同意义,围绕死刑立即执行建构死刑适用的量刑基准,将普通死缓确定为死刑适用的量刑起点,然后依照普通死缓——死缓限制减刑——死刑立即执行的逻辑顺序,根据影响特殊预防不利情节的裁量情况,最终确定行为人死刑适用的具体方式。     

试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正当性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根据是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依据,政策依据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关刑事和解在死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其合理性。     

论我国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由于这种刑罚方法的严厉性、残酷性、执行后的无可挽回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死刑成为众矢之的。本文通过对我国1979年刑法典对死刑规定的回顾,以及评价1997年刑法典对死刑的限制,提出了若干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建议。     

死刑的程序控制

从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看,中国应该从制度上限制死刑的适用。刑法已经在限制死刑的适用方面走 出了第一步。在刑法未能根本上消除死刑刑罚以前,刑事诉讼法也应该能够在这方面起到观念导向 和实际刑罚付诸实施的延缓作用。该文仅从管辖制度、证据制度、复核程序三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上 述作用进行了探讨。     

论被害方谅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被害方谅解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酌定量刑情节。刑法的谦抑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考量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理论依据。在限制死刑适用过程中要注意被害方谅解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积极赔偿被害方与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关系以及综合考量全部酌定量刑情节等。     

中美日死刑的执行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美日死刑的执行方法、执行程序和执行人数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死刑执行制度需要进行如下改革：早日在全国统一采用注射刑,取消枪决;为死刑犯在执行中获得救济创造合理的条件;规范死刑执行程序,为死刑执行创造便利条件;增加死刑执行的透明度;适当延长死刑的执行期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论我国死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死刑执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具体包括行刑前监督、行刑中监督和行刑后监督。对死刑执行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保障死刑罪犯的合法权利;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正义。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逻辑与价值基础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制度的执行还存在不统一的问题,有必要从价值论视角对死刑使用逻辑进行再思考。死刑的价值基础在于公平价值和功利价值。适用死刑在规范阶层、必要性阶层、执行阶层应当符合相应的价值基础,同时价值基础应该从公平价值逐渐向功利价值倾斜。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具有执行属性,体现在其于刑罚论中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死刑制度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在适用死刑时进行第四层判断,即以死缓考验期内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为标准进行是否适用限制减刑制度的判断。     

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死刑制度是刑法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死刑的存废以及死刑制度的取向一直是理论和立法研究上的热点问题。死刑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有其固有的特征和重要的功能。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方面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调整，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废除死刑乃是必然。本文在介绍和分析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基础上，对现在以及将来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和存废进行了相应的思考。     

对部分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探讨

部分死刑案件适应刑事和解有其丰富传统文化基础与法理逻辑根据,符合构建和谐社会治国方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刑法基本原则相融合。但是其面临着民众基础薄弱,可以纳入刑事和解的死刑案件范围不明确,潜藏着司法腐败等困境。     

对我国死刑制度及其出路的若干思考

死刑制度在中国存废一直是学术界与司法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中国将在很长时间内都必须保留死刑制度,但目前我国死刑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多方面改革,以保证其适用的慎重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