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昭庙乾隆御制诗碑记略

六世班禅入京朝见乾隆皇帝是清朝中叶皇室与西藏佛教领袖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清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的情节,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清史、藏族史、民族关系史和北京地方史学界的关注,也引起戏剧界和文学界的强烈兴趣。关于六世班禅进京之事,在汉籍《清实录》、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及藏籍《六世班禅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均有记载。但是《清实录》对此事的记载节略甚多,而《六世班禅传》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又篇幅巨大,且缺乏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献身于民族大家庭的六世班禅大师

我们多民族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在漫长岁月中共同缔造的。其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又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为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光辉的贡献,甚至英勇献身。六世班禅大师就是清朝时期,继五世达赖喇嘛之后,代表藏族人士对当时民族大家庭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又一伟大历史人物。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乾隆四十四     

《热河考》玉册(清乾隆三十三年 传世品)

乾隆御制《热河考》写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热河,即武列水,是滦河的支流,流经河北承德。玉册,又叫玉策、谥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上图为现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热河考》玉册,共五片,每片纵24.7厘米,横12.2厘米,锦函包装,系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摹乾隆帝御制文,选取墨玉材质,单面浅刻填金而成。首面刻云龙飞腾于寿山福海之上,两龙之间隶书"御笔热河考",以长方形双金框框起。第二面至第五面刻行书"热河考"。玉册首刻阴文长方印"游六艺圃",文末钤阳文圆印"乾"、阴文方印"隆"、阴文     

试论《热河日记》对唐宋时期中国岭南的书写

《热河日记》是乾隆时期朝鲜李朝文人朴趾源赴清游历而创作的著名"燕行录"作品。《热河日记》对唐宋时期中国岭南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岭南是"故谪居地",尤其是与作者同为文人的唐宋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苏轼的贬谪之所;其次,宋亡于广东厓山之时涌现出了"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忠臣,作者对此深怀敬意;其三,作为其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个节点,安南在五代乱局中的独立开启了自宋至清越南作为中国藩属国身份的历史,而五代之后中国岭南的政治版图相应发生了变化。     

香巴拉国何处寻

本文依据六世班禅所著《香巴拉指南》一书对有关香巴拉的问题作了辨析。该书详细叙述了到达香巴拉 的线路、佛法住世的情形,说明这一王国并非虚构,但也未必就是某些不严肃的学者所附会的地方、香巴拉净土在 藏人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从五世班禅受封及六世班禅进京看清朝对西藏的治理

利用藏传佛教高僧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朝治藏的一个重要方略。实践表明,它在清朝治理西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五世班禅受封和六世班禅进京入手,对清朝的治藏方略进行了考察。     

《热河日记》与满族民俗

《热河日记》是十八世纪朝鲜杰出的实学思想家、现实主义作家朴趾源的代表作之一。《热河日记》是朴趾源本着“实事求是、利用厚生”的实学思想,于一七八○年作为恭贺清朝乾隆皇帝七十寿辰的朝鲜“入燕使节团”随员,到中国辽东、辽中、辽西、燕京、热河等地考察,回国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随感心得撰写成的一部庞大的纪行文。《热河日记》共二十六卷,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见地深刻。它是一部反映我国乾隆盛世时交通、建筑、贸易、物产、文学等以及人民生活、生产、风俗习惯的真实记录。正是通过这部著作,朴趾源阐述了他的实学主张。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六世班禅与波格尔进藏

18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派波格尔进藏,企图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但是,遭到以六世班禅为首的西藏地方人士的强烈抵制和坚决反对,从而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黄金台和《红楼梦》

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红楼梦》尚流传不广;乾隆五十年以后,《红楼梦》始流传开来;而《红楼梦》风靡一时、形成“闲谈不说红楼梦,谈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风尚、真正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的时期,已经到了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程乙本问世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在程甲本问世前两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一位理应在“红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多年来却不大为人注意的重要人物诞生于江南,此人就是黄金台。     

乾隆时漕粮宽免的原因及其作用

本人已经撰文叙述了乾隆时漕粮的宽免情况,那么,此宽免是何原因引起的呢?在当时有什么作用呢?本文试粗略地谈谈这两个问题.大家知道,清代社会进入乾隆时期,米价腾贵渐至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武昌县志》卷二十一《人物·义行》周世荣传载:"(武昌)乾隆八年以后,米谷数腾贵".杨锡钹《遵旨陈米贵之由疏》中有曰:"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今(按指乾隆十三年)则必须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杨氏所言应是指其老     

国内学术界关于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研究综述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素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文化交流视野下的《热河日记》研究,《热河日记》与清代宗教、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清代民俗、戏剧和城市史的研究。此外,还涉及与朝鲜西学史、朴趾源实学思想等的相关研究。在加强《热河日记》与朴趾源其他著作比较研究的同时,还需注重与其他燕行著作的综合研究。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总序及四部前言

编者按: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16开精装1800册,收清乾隆以前《四库全书》未收重要著述及乾隆之后至民国元年(1911)代表性典籍共5213种,相当于乾隆时期所修《四库全书》的1.5倍,是收录中国古代典籍规模最大的丛书,与《四库全书》一道,成为汇聚中国古代重要文献的基本文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四库全书》编纂之时即开始撰写,撰成刊行后因学术价值至高,被学者尊为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试说《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

《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对此一直是众说纷纭。我认为这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恶果之一。是乾隆的"文字狱"破坏了《红楼梦》的完整。但"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最终还是曹雪芹本人做出的抉择。不过,曹雪芹不愧是文章高手,即使"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八十回本的《红楼梦》仍不失为一部"完整的作品"。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

殿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校刊负责人曹文埴<奏折>有详确记录.浙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学政阮元有《跋》为证.浙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四库馆写本,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的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可见,学界流行的"浙本翻刻殿本"论毫无根据,浙本与殿本一先一后,互有短长.确认殿本刊竣年月,认请浙本早于殿本,可以为《总目》的校勘、探讨《总目》撰著修改全过程以及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参照.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管理政策研究

[提要]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设立蒙藏管理局、蒙藏委员会等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藏传佛教的管理政策与法规,并通过笼络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领袖等措施,力图在动荡的时局中增进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抗日战争期间,民国中央政府通过敦请佛教高僧进行抗战宣传,揭穿了日本觊觎蒙藏的野心,使蒙藏各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维护了边疆稳定。本文对民国时期的藏传佛教管理政策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维护边疆安定进行了研究。     

从习字训蒙到大众娱乐——论蒙书《上大人》功能的历史演变

《上大人》是唐代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习字蒙书,其取字以方便入门为主,并附以儒家仁、礼思想。《上大人》所蕴含的儒家义理虽一度失落,但其作为训蒙习字的民间教材,一直流传到现当代。乾隆时期,容美土司田舜年为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宣扬和普及儒家文化,将"上大人"制作成纸牌,主观上达到了教化的目的,同时在客观上又蕴含了娱乐因素。随着"上大人"纸牌与民间戏曲的融合,《上大人》最终完成了由训蒙到纯娱乐的功能演变。     

十八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评介《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秦仲龢所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很值得一读。 十八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霸主英国开始把它贪婪的目光射向中国。为了窥探虚实,伺机撬开铁幕封闭的中国的大门,1792年英王派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lordMacartney 1737—1806)为特使,率领庞大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中包括若干军事、科技、园艺等各方面的专家,他们都负有特定的职责。1793年代表团抵达中国,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谒见乾隆,月底回到北京,10月初离京,12月抵广东。1794年1月启程归国,9月回到伦敦,前后共花了三年时间。马戛尔尼此行留下了一部饶有趣味的日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各种见闻,包括中国的人口、土地、资源、矿藏、税收、军队数量、装备、防卫能力、设防情况和国家行政效     

“新教徒的以色列”——亨德尔清唱剧中的英国民族宗教意识

英国人以新教民族自居,并且以此作为观念驱动力从天主教世界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英国人仿效旧约叙事,构建了"大不列颠是新教徒的以色列"这一民族宗教神话。德裔英籍作曲家亨德尔的清唱剧作品大多反映了英国人的这种心态,其中又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底波拉》和《犹大·马加比》三剧最具代表性。《以》剧聚焦于岛国地缘政治对民族神话的塑造;《底》剧隐喻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犹》剧则描绘了新教王权法统背后的民族心理。亨德尔的清唱剧不仅是英国民族宗教意识的产物,而且也强化了这种意识,对英国民族性的影响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