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鲁艺”音乐的“红色经典”价值

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延安鲁艺教育方针的沿革及对当代艺术教育的启示

延安时期鲁艺的教育方针在不同阶段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这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延安时期鲁艺教育方针变革情况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初创期”、“‘关门提高’期”和“整风以后的调整期”.对延安鲁艺教育方针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和反思,可以发现在艺术教育中处理好“普及”与“提高”尤为关键,鲁艺教育方针出现的“关门提高期”正是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鲁艺的艺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时期的艺术教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艺术教育方针的变革值得反思,对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抒情”如何表达革命 ——论延安鲁艺学员的创作及其困境

[提要]1940年前后的延安，正处于文艺政策的进一步确立和调整阶段，文学的现实功用在此时受到空前的重视，为培养文艺人才而建立的鲁艺也被寄予厚望。因此鲁艺青年学员的文学创作自然地有了除旧立新、勇立潮头的要求。其时的延安文学界根据中共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斗争需要，在苏区文艺重视抒情、强调情感动员作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推进了文学创作中“抒情”的深度与广度，将抒情主体扩大和抬升为整个的革命主体，鲁艺学员更是以此为创作诉求。但是，“抒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创作主体情感世界的观照和参与，很多时候个体情感并不能代表扩大化的抒情主体，这给鲁艺学员带来了困惑和挑战。虽然他们在观念上认同突显“大我”、宣扬抗战的创作方向，但在具体的创作中，他们不得不借助个体细腻情感的艺术化表达，却在内部阻碍甚至消解了宏大抒情主体。     

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的教育体制变革

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教育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鲁艺"在教学方针上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从而明确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任务;在艺术创作上转变为注重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拓展了文艺现代性的内涵,推动了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它还促使"鲁艺"构建了合理的社会实践机制,从而使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一变革的成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延安鲁艺与京剧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发起,于1938年4月10日正式成立。最初,延安鲁艺没有设立京剧专业,不久,鲁艺把学院内爱好京剧的“票友”们组织起来,开展京剧的创编和演出工作。该院编演的第一部京剧是《松花江上》,内容反映的是东北松花江渔民的抗日反汉奸斗争。后来,鲁艺又编演了三出京剧:《刘家村》、《赵家镇》和《夜袭飞机场》。另外,鲁艺还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独立创作并演出了一出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的现代京剧《钱守常》,内容表现的是敌战区一个老知识分子因不堪日寇压迫而奋起抗争并最终投身游击队的故事。该…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鲁艺精神”的挖掘、传承与弘扬——以沈阳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1938年4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延安成立第一所革命文艺院校——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艺为武器服务于抗战,培养抗战文艺干部,提高抗战艺术水平,创作、表演具有爱国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的大量文艺作品,并孕育了“鲁艺精神”。鲁艺精神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精神、以艰苦奋斗为风向的优良作风,是文艺人才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和实质是对文艺人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完善,在筑牢新时代大学生信仰之基、提振奋斗精神和提高艺术创作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多元文化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严峻复杂,高等院校尤其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受学科特点、艺术类招考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鲁艺精神融入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坚持用鲁艺精神引导人、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切实把鲁艺精神贯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创作艺术精品服务于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让鲁艺精神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时代光芒。     

音乐存在方式和其实践过程与专业、普通音乐教育之初探

音乐作品是音乐存在方式最基本的特征和条件、标志和前提。说明音乐教育的基本客体对象是音乐作品。认为音乐实践活动过程特指音乐 (乐谱和音响 )创作 (生产 )过程。强调音乐艺术的生产和消费 (接受 )观及其性质的不同。提出音响创作中的两重性 ,以及音乐欣赏的不同层次和性质与一些相关音乐教育的对应关系     

反映时代与自我表现——试论贝多芬音乐的艺术认识论特征

本文针对当前“严肃音乐热”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中所提出的问题，以贝多芬音乐为例分析了优秀音乐作品的艺术认识论特征。主张只有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时代的本质或它的某方面的音乐作品才能成为优秀作品；无论作曲家是在自觉地反映时代还是在自我表现，历史总是以这种尺度来衡量他们的艺术成果     

力群的延安情

成就卓著的美术家力群,其经历曲折坎坷而又丰富精彩,甚至带有一些传奇性。其中,他与革命圣地延安,就有一段深长感人的情缘。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终身回味,永志不忘,也令众多的年轻人羡慕不已,深受教育。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1940年1月初,28岁的力群离开阎锡山统治区来到延安,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担任美术系的教员,并被推举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委会委员。他的爱人刘萍杜先于他在1938年到“陕北公学”学习并入党,此时也来“鲁艺”与他团聚。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相比,延安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井然有序、生机勃…     

“鹦鹉孝亲”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传播及流变

通过对印度佛教故事“鹦鹉孝亲”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代表性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认为“鹦鹉孝亲”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广泛传播是这一文本世俗化、本土化的结果。音乐上,一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具有宣讲教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受到各地音乐风格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无论情节如何变化,提倡孝道、奉养双亲的主题并未改变,鹦鹉的形象也因此更具个性化和艺术化。     

音乐社会学

音乐社会学是研究音乐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学科。音乐社会学不能简单地归属于音乐学或普通社会学。音乐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是音乐作品给予社会规范、观点和行为以影响的方式,以及社会行为、社会形态给予音乐作品的一定形式和风格以影响的方式。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社会学的说法,音乐的创作和欣赏     

一个应当纳入中西音乐文化研究视野的新问题——关于复合型民族音乐人才培养问题

在中西音乐文化发展、交融史中 ,既能作曲又能表演的“双专业”音乐家十分少见。因此 ,应将专业音乐教育、社会、学校、家庭音乐教育有机协调起来 ,在中西音乐交融的大潮中 ,改变人才培养类型的观念 ,努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借以让其创作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浅析白诚仁声乐作品的民族风格

白诚仁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他以湖湘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注重吸收和运用民间音乐的创作手法,创作出大量具有浓郁湖湘色彩的优秀音乐作品,直接表现了湖湘民间生活。     

浅谈音乐的二度创作——音乐表演

音乐的二度创作是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行为,是实现音乐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音乐二度创作的成功是以特殊的音乐素质为基础;以完美而高超的表演技巧为条件;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人生体验、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为保证。     

略论马可的音乐观——写在马可逝世30周年之际

今年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马可先生诞辰88周年、逝世33周年,在此,对他的音乐观进行梳理是非常有必要的。马可短暂的一生不仅创作出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500多首(部),而且在音乐理论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其音乐观也涉及方方面面,笔者主要从“深入生活观”、“民间音乐观”和“革命音乐观”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略论演奏家的思维

一、思维对象演奏家的思维是演奏家创造音乐艺术音响中的精神审美活动。在“创作——演奏——欣赏”三段式基本结构的音乐生活中,演奏思维的对象是作曲家以乐谱形态所提供的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作品。乐谱——音乐作品,是一个自洽的符号系统(这里仅指优秀的成功之作),它本身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诚然,表现音乐作品的内容是演奏的主要目的。然而任何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是血     

敲击悲怆的生命音符——试论柴科夫斯基作品中的悲剧性因素

从柴科夫斯基音乐作品的悲剧性因素入手阐释其音乐,并以柴科夫斯基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其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创作手法三个角度论述柴科夫斯基音乐作品中悲剧性因素存在的原因.     

青藏高原民族民间音乐原型研究——兼论语言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特别是民间音乐作品实际上是由意旨符号和音乐符号两部分组成。笔者将青藏地区音乐文化中那些具有固定内涵指向的模式化乐句,界定为青藏高原音乐的“原始歌腔”即音乐原型,认为其在结构类型上属于“音乐原型意象”,是青藏高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源头活水,而大多数具有青藏高原原生态魅力的音乐作品的基本乐句实际上都是这些原型意象的不同变体。     

古典之语汇 浪漫之时代——勃拉姆斯音乐风格探究

在音乐领域,勃拉姆斯的音乐创作手法和音乐表现形式可谓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为“古典主义最后一人”。勃拉姆斯通过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其内心对古典主义的推崇,同时在古典主义作品创作中又融入了浪漫主义的感受,可谓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从勃拉姆斯个人发展视角探究其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分析勃拉姆斯音乐作品是如何体现其对古典主义的承袭和对浪漫主义的内化,从而拓展了音乐创作理论与音乐表现理论,以便受众更好地了解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和浪漫主义音乐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