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艺”音乐的社会学特征简

延安“鲁艺”时期,音乐家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多方制约和影响。基于音乐社会学视角,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生产满足了社会精神需求。具有创造性、集体性、主动性的特征;传播关系集中,具有接力性、透明性、规模性的特征;流行范围广泛。具有社会基础深厚、听众群体广泛、创作队伍专业的特征。     

“抒情”如何表达革命 ——论延安鲁艺学员的创作及其困境

[提要]1940年前后的延安，正处于文艺政策的进一步确立和调整阶段，文学的现实功用在此时受到空前的重视，为培养文艺人才而建立的鲁艺也被寄予厚望。因此鲁艺青年学员的文学创作自然地有了除旧立新、勇立潮头的要求。其时的延安文学界根据中共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斗争需要，在苏区文艺重视抒情、强调情感动员作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推进了文学创作中“抒情”的深度与广度，将抒情主体扩大和抬升为整个的革命主体，鲁艺学员更是以此为创作诉求。但是，“抒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创作主体情感世界的观照和参与，很多时候个体情感并不能代表扩大化的抒情主体，这给鲁艺学员带来了困惑和挑战。虽然他们在观念上认同突显“大我”、宣扬抗战的创作方向，但在具体的创作中，他们不得不借助个体细腻情感的艺术化表达，却在内部阻碍甚至消解了宏大抒情主体。     

“感生异貌”母题的“红色经典”化

针对“红色经典”对英雄塑造脸谱化模式的研究仍停留在＂下结论＂表层这一不足问题上,研究并揭示出“红色经典”英雄塑造的脸谱化问题并不是“红色经典”所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小说英雄叙事的一个特征,只是“红色经典”将其更极端化了。“红色经典”继承并改写了中国传统小说“感生异貌”的英雄母题,是其脸谱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延安鲁艺教育方针的沿革及对当代艺术教育的启示

延安时期鲁艺的教育方针在不同阶段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这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延安时期鲁艺教育方针变革情况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初创期”、“‘关门提高’期”和“整风以后的调整期”.对延安鲁艺教育方针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和反思,可以发现在艺术教育中处理好“普及”与“提高”尤为关键,鲁艺教育方针出现的“关门提高期”正是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鲁艺的艺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时期的艺术教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艺术教育方针的变革值得反思,对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的教育体制变革

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教育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鲁艺"在教学方针上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从而明确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任务;在艺术创作上转变为注重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拓展了文艺现代性的内涵,推动了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它还促使"鲁艺"构建了合理的社会实践机制,从而使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一变革的成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戏剧、狂欢与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刍议延安秧歌运动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鲁艺“演大戏”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但是,戏剧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及其抗日根据地是在抵御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围剿下创立起来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文艺如何为艰苦卓绝的战争服务,如何为建构中共新的意识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与新中国文学经典化的生产机制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对新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作用。“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历史主题的偏重、篇目的增删、内容的修改和副文本中亲身讲述式的政治认同强化等现象,是“十七年”时期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生产机制。“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奠定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基本格局,也成为后来“红色经典”的话语源起。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鲁艺精神”的挖掘、传承与弘扬——以沈阳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1938年4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延安成立第一所革命文艺院校——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艺为武器服务于抗战,培养抗战文艺干部,提高抗战艺术水平,创作、表演具有爱国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的大量文艺作品,并孕育了“鲁艺精神”。鲁艺精神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精神、以艰苦奋斗为风向的优良作风,是文艺人才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和实质是对文艺人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完善,在筑牢新时代大学生信仰之基、提振奋斗精神和提高艺术创作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多元文化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严峻复杂,高等院校尤其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受学科特点、艺术类招考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鲁艺精神融入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坚持用鲁艺精神引导人、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切实把鲁艺精神贯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创作艺术精品服务于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让鲁艺精神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时代光芒。     

传播学视域下的电视“红色经典”改编现象

近年来，电视“红色经典”的改编已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从传播学视域出发，一方面，作为社会组织的媒介机构希望将“红色经典”改编为政治宣传的教化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媒介机构则企图通过改编“红色经典”以赢取最大的市场利润。于是，“红色经典”改编陷入了既非“经典”，也不“红色”的尴尬境地，其传播效果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针对这一现状，媒介机构首先应该承接“红色”传统；其次，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生产出真正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红色经典”。     

论当代“中国风”歌曲创作的艺术探索

“中国风”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近年来已成为流行音乐创作的热点。“中国风”歌曲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而且在歌词与编曲方面都极具辨识度：歌词体现了新时代创作者对经典古诗词的探索与创新,极具互文性和语言张力;音乐在配器、节奏和调式上也别具艺术特色。对“中国风”歌曲创作的探索,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增强其民族自信。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及其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彰显了深刻的“人民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即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传承中国革命进程中经典文艺作品的优良基因，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均具有重要价值。     

20世纪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

20世纪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的创作,在借鉴经典好莱坞电影音乐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起步,在如何融入民族性内核,以民族化的音乐元素激发共同体情感认同的思考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音乐发展之路。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在“摇篮时期”表现出对经典好莱坞电影音乐在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回应。进入“十七年”时期,民族性表达的创作手法以融入民族音乐元素为特点,并发展出具有中国艺术精神的音画关系。到“新时期”,民族性表达展现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创新性,展示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三个时期共同揭示了中国原创交响性电影音乐在审美取向、创作手法和音乐功能定位等艺术理念中,民族性观念的发展与实践成果。     

读延安“鲁艺”木刻作品札记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木刻，是在继承三十年代前期鲁迅先生苦心孤诣培育的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新兴木刻运动的革命传统带到延安来，主要是通过一批三十年代前期活跃于上海的左翼木刻家。1936年至1940年的几年间，著名左翼木刻家刘岘、胡一川、力群、温涛、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黄山定、张望等，相继从上海到达延安，他们都以“鲁艺”美术系为活动阵地，把新兴木刻的创作经验直接传授给青年一代。被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军层层封锁的延安，由于从事国画、油画、水彩画创作的绘画用品如颜料、油彩、画布、画纸、画…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教育思想探析

教育部“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是新时期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视野下的新思维、新思路、新举措。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的创作与演出正是将井冈山精神为内核的红色音乐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成功范例,也是高等学校开展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教学的成功尝试。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动——活性的探索”、“静——理性的思考”、“情——人性的光辉”三个层面,对高校学生等受众进行思想和艺术教育。     

由创作者的身份特征看“红色经典”的审美形态

“红色经典”有着较为一致的文本审美形态。这些作品都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叙事的意义旨归，强调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讲述达到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的目的。建国后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创作者大多是革命斗争 的亲历者，创作主体的身份特征、心理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与这批红色经典作品的审美形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延安鲁艺与京剧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发起,于1938年4月10日正式成立。最初,延安鲁艺没有设立京剧专业,不久,鲁艺把学院内爱好京剧的“票友”们组织起来,开展京剧的创编和演出工作。该院编演的第一部京剧是《松花江上》,内容反映的是东北松花江渔民的抗日反汉奸斗争。后来,鲁艺又编演了三出京剧:《刘家村》、《赵家镇》和《夜袭飞机场》。另外,鲁艺还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独立创作并演出了一出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的现代京剧《钱守常》,内容表现的是敌战区一个老知识分子因不堪日寇压迫而奋起抗争并最终投身游击队的故事。该…     

中国音乐审美心理“偏向”成因浅析

由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有着“尚悲”的偏向,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悲情”,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愤”,近于“中和”之美。“尚悲”的“中和”之关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标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审美标准对当代中国音乐仍旧具有深远影响。     

“红色经典”的时限和分期

“红色经典”是一个“史”的概念，对其时限及分期的探讨非常必要。文章将“红色经典”的时限界定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20年代的发轫期，以“三个属性”为基本特征；1940年代的形成期，赵树理的小说和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名方式分别代表了“红色经典”最初形成的两种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繁盛期，“红色经典”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凝练成一种新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品类；1970年代的衰落期，后期“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